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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盖世，位居相国，绝无再受加封之理。您入关十多年了，民心归附，至今您还是一如既往，认真做事，皇上能不起疑心吗？皇上屡次询问您的情况，那是怕您震撼关中啊。您何不广置田产，放贷收利，做些坏事情，来让皇上放心呢？”萧何依计而行，果然取得了皇上的欢心。皇帝心中自有一把算盘：凡贪小利者定无大野心。贪小利不至于震撼江山，有野心才是真正的麻烦事。所以，当刘邦得知一向清廉的萧何也贪起小利来，便放下了心。
基于此，我一向认为，专制政治体制下的腐败并非完全是贪官所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皇帝怂恿其为，官贪，自有其不得已的一面。对于皇帝来说，失当的吏治腐败还有一个莫大好处：吏治腐败等于官吏皆贪，无形中就都受柄于皇帝了，一旦皇帝需要拿下谁，理由是现成的，绝无师出无名之忧。这样，大大地有利于皇帝对群臣的统治，江山反而因腐败而更牢固了。
当然，万事有度，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腐败也要付出代价，玩腐败术也是有风险的。
在度之内，腐败或许是维持专制统治之良方；在度之外，腐败则变为专制王朝的瓦解剂———许多王朝都是被腐败瓦解的，外力微乎其微。浙是另外的问题，不论。回到皇帝与相国的话题上来。刘邦的治心之术确实了得。一个地痞出身的人，城府之深，谋术之精，让人瞠目结舌。萧何，功劳之大，如何评价都不为过，而且忠心耿耿，从无异心。即使如此，萧何多次被他无端地怀疑，甚至还被下过大狱。刘邦对待萧何的态度，成为后来帝王对待相国的重要参考范本，后来的帝王无不效仿刘邦。于是形成了一种恶劣的传统，相国（宰相）或奸或愚，二者必择其一，绝无第三条路可走。皇帝与相国（宰相），相差天渊，性质完全不同。表面上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相国（宰相）没有完整的人格可言，必须夹着尾巴做人，看皇帝眼色行事，一点自由也没有。
第六部分第五十三章由“汉初三杰”迥然不同的命运所想到的
汉初三杰韩信、萧何、张良，命运迥然不同：韩信命运不济，功高而被诛；张良命运最佳，无灾无祸而寿终正寝；萧何命运处于中间，安全运转到死，但也不乏灾难。
不同结果，盖因“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帝王治术在起作用。汉初三杰的不同命运，其来有自。张良对此熟稔在胸，所以抽得一个命运的上签；萧何对此似懂非懂，所以抽得一个中签；韩信对此完全不懂，所以抽得了一个下下签。韩信之所以被诛杀，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善伐人而拙于自保，把帝王当作了“人”，把战功作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常理度韩信像之，终为帝王所不容。萧何虽不谙自保之术，还能采纳门客之言，侥幸未罹大祸。张良创造性地发明了“道引”、“辟谷”、“从赤松子游”等自保之术，卓为有效，汉高祖、吕后等都基本没有找他的麻烦。
张良战战兢兢，时时提防，不敢有片刻的松懈。
韩信、萧何、张良以及曹参、陈平等一干人，把汉高祖与萧何的国君与相国的关系推广为一般的君臣关系，大大丰富了帝王的治人之术与大臣的自保之术，构成了近乎完整的中国式人治体系。曹参是位一石两鸟的专家。曹参用美酒布下迷魂阵，沉迷其中，本态不再，而是以醺醺醉态面君王，从而躲避开君王的注意。他的无为而治，看似一种治国策略，其实是一种自保策略。萧规曹随，包含着曹参稳健、保守（此处的“保守”为褒义）的一面，也暗含着一种巧妙的自我保护。少做事总比多做事少些致祸的机会。某种意义上，曹参的“无为而治”不失为保持政治清明的一种办法。
自保之术也是“术业有专攻”，术必己出方才有效。如果陈平机械地模仿张良或曹参，醉酒踉跄，或使用“辟谷”、“从赤松子游”等已被用过的伎俩，必被狡诈多疑的刘邦识破，反而弄巧成拙。中国的皇帝很少事必亲躬的，大多数皇帝采取直接治人（具体说是臣）、间接治国的策略。治住了人，国（江山）就跑不掉了。具体的国事由臣僚们去操劳，皇帝落得个无事一身轻。当然，皇帝慵懒，也不是好事，明朝就是因皇帝慵懒而被李自成与满人颠覆的。在皇权专制体制下，由于不可避免的改朝换代，每一个王朝都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整君臣关系等关乎社稷存亡的大事上，对于治理国家、开发民智、促进生产等几乎无暇顾及。君臣之间的掣肘，消耗掉大量的能量，这是几千年来专制王朝换来换去却始终在原地踏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忠臣、良将，主要是相对皇帝而言的，而不是相对社会发展而言的。可以说，在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中，从来就没有发育出促进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这一点与西方大不相同）。在中国，只有“治世”与“乱世”之别，而无“落后”与“先进”、“进步”与“倒退”、“发展”与“停滞”、“保守”与“革新”（指社会变革意义上的保守与革新）之分，甚至“正义”与“邪恶”、“人性”与“非人性”等概念几乎是同一的，没有很明显的差别。
从这个角度看，元明清三代，虽然距离汉朝有一两千年之遥，但一切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六部分第五十四章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礼法。说白了，就是死也要给个说法。这似乎是人道的，实际上却成为滥杀的口实。这一点在皇权专制体制建立的初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遭遇与结局开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先河。杀戮是每一个皇帝都要做的游戏。一般来说，杀人除了“治罪”的功用之外，还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一种机制。无论刀子用没用，时间久了，就该磨一磨。皇帝久不开杀戒，权威就显示不出来。
周勃父子都算老实，性情直爽，缺计少谋。周勃不乏赫赫战功，按说明哲保身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偏偏这个老实人，莫名其妙地被投入大狱，有口难言，有理难辩。周勃被汉高祖免去丞相，回到封地之后：
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长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勃之益封受赐，尽以予薄昭。及系急，薄昭为本言薄太后，太后亦以为无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帽絮提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事方验而出之。”于是使使持节赦绛侯，复爵邑。绛侯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周勃的自我防卫，被小人告发之后变为了“谋反”。倘若周勃没有与皇家联姻，命难保矣。周勃出狱后大为感慨地说，我曾经领兵百万，可是现在才知道狱吏的尊贵！
平心而论，定周勃之罪，多少还有些牵强附会的罪名，他终究“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不免让人生疑，加之闲话的传递效应，话到皇帝的耳朵里，已有几分像真的了。周勃之子周亚夫的命运较之周勃更差些。梁孝王不喜欢他，常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景帝先是听信谗言，对周亚夫产生恶感，然后终于爆发，赐予周亚夫肉却不给筷子，故意让周亚夫发火，设局让周亚夫入瓮。致命的一击在于捏造“谋反”罪名，而且是“在阴间谋反”。周亚夫的儿子在皇家用品的工官那里买了五百件殉葬用的盔甲盾牌，成为“谋反”罪证。周亚夫下狱之后不服，五日不进饮食，吐血而死。
历史往下演绎，越来越走样，越来越离奇，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遍察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牺牲，比周勃父子更冤枉、更悲惨的何止百千。至于南宋，索性把罪名这块遮羞布扯下，直接以“莫须有”定罪。岳飞之死，惨绝人寰，无以复加。再往后………
第六部分第五十五章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冲突
西汉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哲学思想的“无为而治”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作为政治学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治术。将二者混淆，只能导致事倍功半。这一点，汉朝的当事者以及司马迁都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迁延至今，仍是一团混沌，并未得到认真的梳理。
最初，“无为而治”统治策略的弊端并未充分暴露出来。大家还盛赞曹参“无为而治”的成功。殊不知，曹参推行的“无为而治”中已经孕育着政治危机。王权正一点点被皇权吞并，已经露出权力归于一统之端倪。
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实行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哪怕是不充分的地方自治，都是很难的。其中原因之一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持。王权受不到约束与监督，恶性膨胀，很快就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力。此时，中央集权便得以名正言顺地绞杀地方权力。具体说，王权不遵守“礼治”、“礼法”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王权没有被约定俗成的范式所框定，随意性极强。一旦为王便为所欲为，超越王权的范围，这个问题，从刘邦封王的那一日开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梁孝王刘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