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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能看到的多是由于受君命之掣肘而贻误战机或因“不孙武像受君命”而遭诛杀的事情。将，不过是御将者手中的一个棋子而已。
那么，司马迁在说谎吗？也不能这样说。中国有溢美的传统。为了溢美，总会编造出一些动听的故事来。这不仅表现在“君命有所不受”，也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从尧、舜、禹开始，几乎所有的圣人或道德典型，都多多少少含有一些溢美成分，没有一个能逃脱被溢美的命运。
我想，不会有一位愚蠢的将军愚蠢到会认真执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教条。
第七部分第六十一章 伍子胥
———复仇之神
伍子胥是位富于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中国的复仇之神。作为复仇之神的伍子胥，是不同于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伍子胥的。复仇之神伍子胥，作为正面人物，被广泛地写在了各种戏剧之中，吟唱不衰。他的疯狂复仇被视为英雄之举，楷模后世，激励后人。然而，伍子胥式的复仇到底有什么积极意义呢？似乎很少有人考虑这个比盲目歌颂他更重要的问题。历史的、道德的、人伦的、美学的、社会的，抑或是其他什么意义，显然都没有。只有些文学意义，还是渲染的结果。一个没有历史、道德与社会意义的人物是不会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他的复仇事迹波澜起伏，扣人心弦，仅此而已。
楚平王杀害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屠与哥哥伍尚，伍子胥借助于吴国的力量为自己复仇，无所不用其极。
伍子胥逃离楚国五年后，楚平王已经谢世，伍子胥掘坟鞭尸，以泄其愤。这一点《史记》写得很精彩：
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伍子胥的朋友兼政敌申包胥不同意伍子胥的复仇之举，提出好意的规劝，然而伍子胥丝毫听不进去：伍子胥像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虽知自己所作所为背天逆理，但伍子胥还是要倒行逆施。复仇，已经成为他心中惟一的、最高的理念，其余的，已经无所顾忌。这种为复仇而复仇的作法，成为武侠精神之滥觞，后来被广为演绎发扬，变为华夏文化的一个重要支脉。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是之谓也。当然，也存在相反的文化支脉，那就是“怨怨相报何时了”。二者常常被搅拌到一起，构成戏剧冲突。作为政治家，伍子胥不乏闪光之处，但作为复仇者，伍子胥实在是乏善可陈。因为私仇而引发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更是匪夷所思。申包胥的见地倒是入木三分，可惜伍子胥未予采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伍屠是为小人谗言所害，伍子胥替父报仇，到头来自己重蹈覆辙，亦死于小人口舌：
吴太宰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
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计谋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复伐齐，子胥专愎强谏，沮毁用事，徒幸吴之败以自胜其计谋耳。今王自行，悉国中武力以伐齐，而子胥谏不用，因辍谢，详病不行。王不可不备，此起祸不难……”《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吴王听信太宰谗言，赐伍子胥死。
伍子胥的后代没有伍子胥那样刚烈执著，终未续演父辈的复仇悲剧。
第七部分第六十二章 变法者之命运
中国的政治向来保守僵硬，缺乏变通。古往今来，变法者绝大多数没有好结局。商鞅早早地立下了标范。后来的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过是步商鞅之后尘。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变法。
商鞅变法不乏残暴不仁的一面，但更有推动促进生产发展的一面。经变法，秦国日强，最终称霸，这是不争的事实。商鞅功不可没，然而结局却是被五马分尸，极其惨烈。有此先例，谁还敢言“变法”？
商鞅的悲剧自有其自身原因，比如他不听赵良劝告，刚愎自用，对反对势力的反扑估计不足等。但从一般的视角看，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惰性作梗。中国人对旧利益格局的固守意识过于强烈亢进，要改变之，谈何容易。既得利益者永远固守自己的城池，不愿做分毫让步，经年累月，顽固势力就难于撼动了。商鞅变法之后，中国再也未发生像样的变法，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原因就在于惰性过强。与世界各国做横向比较，一目了然，不用说泰西诸国自文艺复兴之后变革不断，就是中国近邻日本，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实质性变革，一步步富强起来。在中国，提出实质性变革者必遭诛杀，无有一人能够逃此厄运。这是中国两千年止步不前、落于人后的根本原因。
秦孝公死后，商鞅的政敌公子虔等立即“告发”商鞅“造反”。这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史记·商君列传第八》商鞅最终死于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死于他自认为给予了足够恩惠的百姓发出的驱逐令。几乎达到天怨人怒的地步，商鞅纵有百腿无以逃脱，纵有百嘴难以自辩了。
绝不能简单地把这看作是商鞅个人的悲剧，其实是变法的悲剧，是变法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中国人拒绝变法，但“变”是宇宙法则，不可能完全排斥“变”，于是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现象：在中国，不变则已，一旦变就是天翻地覆、扭转乾坤的改朝换代的大变，而这种大变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与社会进步、文明繁衍风马牛不相及，有时，社会与文明非但没有通过这种“变”前进，反而倒退。渐渐地不免形成这样一个奇怪的规律：中国人宁可容忍在大变中粉碎一切文明、打乱一切秩序，而接受不了在小变中保持规矩与传统。权力潜规则第六十三章合纵与连横战国时代贯穿着合纵与连横之争。合纵与连横之争的焦点在于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地方分权的，还是大一统的；是封建制的，还是皇权制的。最终的结果是连横胜，而合纵败。这是否说明主张连横的张仪比主张合纵的苏秦高明呢？否。不能说秦吞并六国是张仪政治路线的胜利，更不能说秦统一中国是连横派的胜利。实际情况是，在合纵派与连横派斗争开始的时刻，胜负就已经被注定了。缺乏团结基因的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合纵的旗帜下统一起来，维持已经形成的政治格局。在中国，一强多弱的政治格局是维持不长的。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分”与“合”的斗争中，永远是“合”占据主导地位，“分”不过是插曲而已。合纵家苏秦之口不可谓不犀利，才华不可谓不耀眼。他被拜六国相，充分证明了他的盖世奇才。
他先游说燕国燕文侯：与秦国作战是在千里以外作战，与赵国作战是在百里以内作战，不忧患百里以内的敌人却重视千里以外的敌人，没有比这更错误的了！燕文侯心悦诚服地说：予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疆国也。子必欲合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史记·苏秦列传》中记载的苏秦合纵战略苏秦次到赵国，向赵国讲述联合御秦的道理。赵王同样心悦诚服：
寡人年少，立国日浅，未尝得闻社稷之长计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诸侯，寡人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三抵韩国，夸奖韩国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激得韩王“勃然作色，攘臂嗔目，按剑仰天太息曰”：
寡人虽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昭以赵王之教，敬奉社稷以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四达魏国，仍施以激将法，魏王说：
寡人不肖，未尝得闻明教。今主君以赵王之诏诏之，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五去齐国，见齐宣王。夸奖齐国“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说得齐宣王诺诺：
寡人不敏，僻远守海，穷道东境之国也，未尝得闻余教。今足下以赵王诏诏之，敬以国从。《史记·苏秦列传第九》苏秦最后说服楚王，楚王同样愿意“谨奉社稷以从”。
于是六国从合而并力焉。苏秦为从约长，并相六国。”“苏秦既约六国从亲，归赵，赵肃侯封为武安君，乃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史记·苏秦列传第九》以苏秦之才，仅仅维持了15年合纵的政治局面，旋即转为钩心斗角，六国相争了，苏秦本人也死于非命。
张仪与苏秦相反，主张连横，完全出于偶然，就像辩论比赛，一方选择了正方，另一个人就只有选择反方，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一开始，苏秦是准备连横的，未果，不得已改为了合纵；张仪恰恰是准备合纵的，由于受到苏秦的慢待，不得已走上了连横之路。他们同是鬼谷子的学生，站在不同的政治阵线上，却并不对立，一切都为了扬名立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