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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第七十章 隐士鲁仲连
中国之隐士，历来分为两类：道家隐士与儒家隐士。儒家游方之内，而道家游方之外。
道家认为“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道家隐士主张近乎绝对的无为，不再入世，“隐”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儒家隐士或边隐边入世（“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府”）或先入世后隐，“隐”的目的是为了避祸。鲁仲连属于儒家隐士。
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我心常与鲁仲连有戚戚焉。“不忍”二字十分形象，利益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诱惑，然而欲取而不忍也。所为者何？士与商贾冰炭不相容也，二者分开，各有用途，二者合一，不伦不类。再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权力与金钱最终会成为殉葬品。然而人生在世十分不易，总要表演一番，所以鲁仲连穷天地，亘万事，要搞清楚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更要弄明白社会的“兴亡继及，盛衰臧否”。发了光，尽了力，尽了事功而后再隐。后世的张良等大隐都是在效仿鲁仲连。鲁仲连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服魏国的新垣衍，不要劝赵国同意秦昭王称帝。听了鲁仲连的雄辩，新垣衍心悦诚服，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后来鲁仲连又通过一封书信，逼迫燕将弃城自杀。齐王欲封鲁仲连爵位，鲁仲连连摇头：
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说完这句话，鲁仲连就“逃逸于海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实际上，“轻世肆志”就是鲁仲连的人生座右铭。一般人会认为，鲁仲连因此而获得了大自由、大自在、大解脱。我却不以为然。我想“海上”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自由自在”。政治的大风大浪变成自然的大风大浪，也好不到哪里去。鲁仲连之出走并不是发自心底的选择，而是被逼无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鲁仲连从一开始就躲避政治，不问时事，或经商或务农，以其超人的智慧，总不至于落人之后。那样的话，就不用“逃逸于海上”了。
战国人首纹青铜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儒家隐士无奈的选择。最终“归于山林”也好，“逃逸于海上”也好，都是这一选择的代价。为苍生做些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这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完全彻底的隐，倒是不需要什么代价，可是生命的价值就丧失殆尽了。
第八部分第七十一章 伟大的孤独者屈原
屈原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蟠蜿淋漓，针缕细密，于喷薄处见雄肆，鸣咽处见深恳，笔歌墨舞，纯乎化境。作者的情感完全融化到了字里行间。屈原从被贬谪到沉石自杀，都是冤枉的。司马迁开门见山，道出了屈原“倒霉”的缘由：上官大夫官职与屈原等同，心有不甘，想独享君宠，加之本来就嫉贤妒能，于是无端地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恶人先告状，说屈原对楚怀王大不敬。楚怀王居然深信不疑。屈原的倒霉就不可避免了。“先下手为强”，用在此场合是再合适不过了。
谚语云：祸患常积于忽微。然而屈原并无“忽微”的过错，完全是小人构陷。即使屈原没有接受制定法令的任务，上官大夫也不愁找不到借口。人情恶薄，世路艰险。与小人为伍，祸端必生，有早晚而已。屈原像血性正直之人必遭遇小人，犹如鲜花必招引蜂蝶。屈原是血性诗人、正直文人，这本身也注定了悲剧性结局。正如法国作家沃夫拿格所说：“文人在世受讥讽，死后受赞扬。”屈原注定是活给后人的，他的才华也注定是为了恩泽后人的。兹不论屈原的诗祖地位。作为孤独者的先驱，屈原的人格、人品也会永昭日月，万古不
堕。屈原被驱逐流放，行吟泽畔，举目无亲，只能以文墨自慰。他放荡无忌，道世人所喋言：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与释迦牟尼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庶几近之。当他闻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再也无法忍受了，决定以死抗争。这一段是精彩中的精彩。渔夫劝他“随波逐流”：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屈原回答：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屈原就这样投江了，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一人之死而成千古习俗，上下五千年，独屈原一人。我们说到诗歌，说到民俗，说到人品，说到媚雅，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屈原。
上官大夫“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上官大夫像一条小虫，蜷缩在历史舞台的一隅，而屈原则是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主角。屈原之诗，奥舒宏深，气机鼓荡，沉郁苍凉，随事赋形，文章声气，一时无两，开创了“遗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作为诗歌之源泉，永飨后人。“其影响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之人，行歌笑傲，愤世嫉俗，高洁磊落，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死生契阔，遗音绝响，生而为英，死而为灵，真丈夫也！
第八部分第七十二章 吕不韦
吕不韦作为燕国商贾，玩够了贱买贵卖那一套，把买卖做到政治领域里来，竟然大获成功。他玩政治于股掌之间，左右逢源，如珠走盘。他先是投资一千斤金，其中五百金送给子楚，作为子楚的日常开销；另外五百金，自己带上，去秦国游说安国君与华阳夫人，劝立子楚为太子，居然劝说成功，安国君刻下玉符，决定立子楚为继承者。这一切都是用商贾生意之法完成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吕不韦把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送给了子楚，生出了后来残暴无比的赢政。吕不韦还恬不知耻地说这是“奇货可居”。吕不韦一手遮天，以商贾的手法，翻云覆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历史格局。
如此荒唐、愚蠢与腐败的秦国，居然以其外强中干，灭掉六国，开创了华夏皇权大一统，真是绝妙之讽刺。
吕不韦经常与赢政的母亲偷情，后来怕事发致祸，又让醪取代自己，为此演出了一场醪假受宫刑的闹剧。赢政得知此事之后，不仅灭了了醪三族，还杀死了他与太后生的两个孩子。赢政执政之后，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俨然摄政王，左右赢政相当长一段时间。
吕不韦最终失宠于秦始皇，饮鸩酒而亡。
……这多像戏剧家编写的戏剧！战国末期的政治之腐败、虚伪与荒唐，通过吕不韦所作所为，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恐怕后来“狸猫换太子”之类宫廷闹剧，灵感无不来自于吕不韦“奇货可居”的闹剧。吕不韦像这样一个跳梁小丑，居然有所谓的权威，将其称为“中国有数的大政治家”，果真如此，“政治”也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了。实际上，吕不韦所作与“政治”是乖离不合的。政治———无论是封建政治还是皇权政治———都有其规则，都有章可循。吕不韦有机可乘，说明政治缺乏规则与章法，一潭浑水，什么人都可浑水摸鱼。缺乏规则，首先表现在血统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本没有安全保障。
子嗣继承，本头等大事，却被视为儿戏，蒙在鼓里而不知。君王被商贾支配着，愚弄着，侮辱着。而这个君王恰恰又是当时最强大、最残暴、最不可一世的君王。
《史记》的态度是鲜明的：嘲笑与贬损吕不韦，无情地揭露这荒唐的一幕，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首先，司马迁把吕不韦为赢政生父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件当作信史来写，不容置喙与怀疑，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腐败秦王朝的嗤之以鼻。为了鞭挞这个腐败的王朝，对这一史实采取了“信其有”的态度。
其次，对赢政生母，只提其人，未道其名，充满鄙视与不屑。“吕不韦命令醪将其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一段描写，显然极富夸张意味，完全是为了突出赢政生母的荒淫无耻。
最后，司马迁借用孔子之言鞭挞吕不韦。在论赞中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孔子的原话是：夫闻者也，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
第八部分第七十三章 荆轲刺秦王
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第二十六》中描写了五位刺客的事迹，重点刻划了荆轲的侠义形象，《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至今广为流传。刺客杀王的事情，在春秋战国时期屡有发生。专诸刺杀王僚就是其中有名的一件。但从影响力看，还是荆轲刺秦王的影响最大。荆轲刺秦王并非是荆轲一人之事，除总谋划太子丹外，至少还有四个人直接参与了这一历史事件：田光、樊於其、秦舞阳、高渐离。除了秦舞阳一笔带过，其余几个人物都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关于田光的事迹：
太子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无人，太子避席而请曰：“燕秦不两，愿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闻骐骥盛壮之时，一日而驰千里；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今太子闻光盛壮之时，不知臣精已消亡矣。虽然，光不敢以图国事，所善荆卿可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