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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激起民变,此乃历代帝王最感头痛的问题。
第八部分第七十六章 协商精神,先天不足
在政治领域,协商包括以下含义:
就与敌对阵营的关系而言,政治行为尽可能非军事化,和平地解决一些在一般场合非武力解决不了的争端或冲突;就与同一阵营的关系而言,坚决避免军事冲突,避免矛盾激化,用沟通与谈判解决问题;就非敌对的相邻阵营而言,建立各种规则惯行,尽量避免战争,实行权力分享或轮流执政;朋友之间,开诚布公,坦诚相待,不计前嫌,天大的事情都要摆在桌面上,谈而化之。
读《史记》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痛感中国人先天缺乏协商精神,解决矛盾的途径从来只有战争。其实即使对战争来说,协商也大有用武之地,并不一定非兵戎相见不可。遗憾的是,在中国战争史上,协商成功的范例屈指可数,多是波诡云谲,暗伏杀机。如“鸿门宴”之类,实难将其归入“协商”之列。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时代———常常有一句话就中止一次讨伐的事情发生。表面看,像是协商取代了战争,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战争还要复发。“汉并天下”瓦当刘邦与项羽一度相持数年之久,一时间谁也消灭不了对方。然而并没有哪一方愿意通过协商以求共存。那寂静是一种可怕的等待,等待着总决战的到来。汉语中有许多鼓励“决战”的谚语,如“一山不容二虎”、“一个桩子拴不了两个叫驴”等等。这属于典型的“中国特色”,并不具有普遍性。中国近邻日本,古代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两个天皇轮流执政的情形,一人执政一个月,期限一到,自动让权,相安无事。至于名义元首与执权元首共存的现象,即使在现代,也是很常见的(现在,世界上存在君主立宪制国家达三十多个)。
中国的传统作法是,权力与权威合一,世俗的权力与宗教的权力合一(虽然中国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宗教,但宗教的权力即对“天”的阐释权还是存在的),军事的权力与行政的权力合一……这种状况对一般人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楚汉名将张耳、陈馀由莫逆之交到反目成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张耳、陈馀与章邯作战时,不敌章邯,张耳与赵王龟缩在钜鹿城中,陈馀带领数万残部驻守在钜鹿城北。张耳守城吃紧,向陈馀求救,陈馀按兵不动,他回复张耳说,以他之残部与章邯之精锐作战等于羊送虎口。本来,张、陈二人是各有各的道理,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聪明过人的张耳、陈馀却拙于沟通,以至于积怨越来越深,最终发展为仇敌,司
马迁在论赞中感慨道:
太史公曰:张耳,陈馀,世传所称贤者;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已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乡者相慕用以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名誉虽高,宾客虽盛,所由殆以太伯、延陵季子异矣。《史记·张耳陈馀列传第二十九》中国人最应该深刻反省的,莫过于先天缺乏协作与协商精神,并使这一先天缺陷变为了顽固的传统。
第八部分第七十七章 帝逼臣反,不反何为
西汉初期,反臣迭出,谋反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令人眼花缭乱。细观之可以发现,大多数所谓的谋反并非真谋反,多是被帝王逼反的。两条道堵三条,所剩死而已,不反何为?封王者汉高祖刘邦也,杀王者亦汉高祖刘邦也!以彭越、英布、韩信为例。彭越祸起于没有执行刘邦让他出兵攻打楚军的命令。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畏惧楚军,不宜前往。就这么一句话种下了祸根。无论彭越所说是实情或是为了邀功,都罪不在杀。
汉十年秋,太仆诬告彭越谋反,刘邦出其不意地袭击彭越,将其逮捕。已经决定将他流放至蜀地,后来吕后劝刘邦杀彭越,刘邦听从,将彭越杀害。
西汉跪式甲俑彭越之死,遂为千古沉冤。
英布也是遭仇人诬告,公元前196年,刘邦诛杀了彭越,把他剁成肉酱,分赐给诸侯王,英布收到肉酱,十分畏惧,不知如何是好,本能地集结部队,以求自卫。这样,一来二去,英布便真的“反”了。英布不反,即使姜子牙再生也拿不出更有效的对策。
韩信之反,更是千古奇冤。
韩信也真的反了,但不是在自己的势力如日中天时反的,而是在自己已成困兽时反的。这足以说明,有一种力量在逼迫他反,不反也得反,困兽犹斗,乃人之本能也。韩信祸起于自请“代理齐王”:
“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俯耳语曰:
“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史记·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从刘邦的动作与表情的转变可以看出其城府之深,他的胸中早已酝酿出一个远大的计划。
刘邦被围困在固陵时,采用了张良之计,征召齐王韩信,让韩信在垓下与自己的军队会师。待项羽被打败,刘邦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了齐王韩信的军权,改封韩信为楚王。这是第一步。韩信初到楚国,出出进进,戒备森严,汉六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于是刘邦实施了第二步计划:假巡视云梦泽,引诱韩信上钩。此时,韩信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杀死了好友,原项羽部下钟离昧,提着钟离昧的首级见刘邦,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五花大绑。刘邦并没有杀韩信,而是将其降为淮阴侯。
紧接着,刘邦就实施了第三步计划:静观韩信的一举一动。韩信被逼急了,终于心甘情愿地反了。这时,由吕后动手,杀死了汉的一号功臣韩信,并诛其三族。即使韩信不反,被诛也是早晚之事。就这样,楚汉战争中功劳最大的几个将领,几乎都以“谋反”的罪名被刘邦诛杀了。
谋反,是专制体制中的最高罪愆,也是帝王加在属臣头上的紧箍咒。该念咒时,帝王是不会客气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政治就是要摘除紧箍咒,还官僚以行动自由。
第八部分第七十八章 非主流人物———田横
《史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写了一些非主流的人物与事件,而且写得同样字字生情,笔笔跳跃。
楚汉战争时的田横就是司马迁笔下的一位侠肝义胆,“杀身以成仁”的非主流人物。孟子的“舍身取义”的主张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实行者寥寥无几。大部分人只是说说而已。田横却做了。
田荣被杀死之后,田横带领齐人英勇作战,收复了失地。此时,他完全可以自立为齐王,但他却不,他立田广为齐王,自己作丞相,虽然一切事务皆由他来决断。田横平定三齐之后三年,汉王派郦食其哄骗说,欢迎他降汉。天真的田横完全相信了郦食其的话,解除了防备,不想汉军发动突然袭击。齐王田广战死,田横代为齐王,与汉军作战,最终寡不敌众,逃到了一个海岛上。刘邦招安,田横来到尸乡这个地方,沐浴后自刎而亡。死前留下这样的话:
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其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史记·田儋列传第三十四》田横自刎之后,他的两个贴身门客安葬了他,然后在田横墓旁挖了两个坑,双双自刎。
读《田儋列传第三十四》,特别是读到两个门客自刎的地方,好像在读日本的武士传记。我读过这样一个描写日本武士的哀艳凄婉的故事:
主人被仇敌所杀。他的下人,几十位武士聚集一处,商议复仇大计,商议完毕立即实施了决议,杀死了仇人。然而他们谁都没有绽出喜悦的笑容,因为毕竟主人已经不在人世。他们商量,一起剖腹,以谢主人的知遇之恩。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这数十人(记得是76人)以年龄为序排列好,席地而坐,将刀同时刺向自己的腹部。雪地被染成了绯红色,与夕阳的余晖相互辉映,透出悲壮之美……
之所以将田横列传算作“非主流人物”,是因为无论其人还是其事,都属于特例,不符合中国一贯的道德准则与价值观,没有普遍意义。中国的士大夫一般都是“择枝而栖”,并不以换主为耻,以死示志,忠于原味的人绝无仅有。与主子同生共死的下人更是少而又少。
总之,“殉国”或“殉主”不符合中国人的政治游戏规则与道德审美。
《史记》中类似于田横的人物还可举出尧舜禹、伯夷与叔齐、吴太伯与季礼、燕王哙、太子、太史与董狐等。显然,司马迁对这些非主流的人物与事件是心往神驰的。
以上所列无一不是伟大与崇高的,又无一能够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第八部分第七十九章 儒狗叔孙通
叔孙通本是投机家,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多个主子,最后跟定了刘邦。谓叔孙通“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狗一样对主人的阿谀顺从,谄媚讨好。他能够随时体察皇帝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因此而能够常常讨主子欢心。关于应该怎样做,发生过这样两件有趣的事:
其一,叔孙通是儒生,起先他是穿儒服见刘邦的,发现刘邦似有不悦,立即改穿小袄。
其二,叔孙通投降刘邦时,带了一百多名儒生。叔孙通在刘邦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