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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的一个重要写作原则。发起议论，移山走海，高风绝尘。如此写史，《史记》似为先鞭。论及百家之说，司马迁妙笔生花，挥斥八极，抒雅怀，明远志，喜怒哀乐形于笔端，天机云锦皆用在我，明写圣人，实去圣不远矣。读之，不禁汗出毛悚，快哉！快哉！在自序的开首，司马迁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对百家学说的解读公诸于世，不惧诟病：《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且不论这段雄论文境练达高华，独树一帜，即使从纯学问角度看，司马迁也堪称千古一绝的方家。后世的学问家们只会诠释、演绎，与司马迁之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
司马迁的学术远见令人叹为观止。他对百家之说各打五十大板，这是个破天荒之举，符合现代“于不疑处生疑”（胡适语）的做学问原则。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在司马迁面前都是短拙毕现，无可匿藏。不能说司马迁说得条条都恰到好处（那样的话，司马迁就是神了），但均不太离谱。特别是对儒家的分析基本是准确的，儒家驳杂（以现代角度看儒家具有局限性，但在司马迁时代，相对来说儒家确实算是驳杂的），难以在实际中贯通。此说极是。儒家确实从诞生之日起就存在难以与现实对号入座的弊端。守孝三年，有几个人做得到？然而这却西汉·马蹄金是儒家的一个重要主张。儒家讲仁爱，却不承认宗教是仁爱之家，把仁爱放置到一系列具体的人际关系框架之下，使得一般的泛爱无有立足之地。儒学存在种种缺失，以至于不能独立发挥作用，所以后世所谓的尊儒，不过是披儒学这张皮而已。如此说来，司马迁足足超前了两千多年！数一数与他同时代甚至包括他之前的人，有哪一位能有如此远见卓识？后世仍不乏抱一家之说以管窥天的蠢人，这些人在司马迁面前怎能不汗颜？司马迁的民主思想萌芽同样让后人嘬舌。
谋及卿士，谋及商贾，谋及史官，谋及庶人。《史记》的字里行间流露着这样的思想倾向。他不是回避政治，而是积极参与，所以才将百家之说置于股掌之间，把玩评说。这对于那些动辄把学问定于一尊的人（包括汉武帝）不啻一种揶谕与鞭打。权力潜规则第九十四章“史命感”截至汉朝，司马迁是创造性著述最丰的一位史家与作家。一部《史记》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字，气贯环宇而又博收约取；振笔直书而又文行忠信。记事时间上起轩辕，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所涉内容上至帝王，下至血性武夫、朋党士子；雅有司马相如，俗有游侠、日者、龟策；有真切的记事，还兼有行文浑浑、藏蓄不露的虚笔，写至兴头，援古喻今，议论风发，剥茧抽丝，探讨寻绎，冀对当时世事有所箴规。
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部巨制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作者在受宫刑之后完成的，身陷缧绁，仍案牍劳形，以我注六经之气概，完成了“无韵之离骚”，令人肃然起敬。没有超常的毅力与求索精神，没有来自冥冥的助力，没有“史命感”激励，断难完成。
司马迁的“史命感”来自于祖传。他的家族世代做史官，留下了以修史为荣的传统。匈奴古墓壁画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来自于冥冥中的助力。
正是这种助力，使得司马迁生得恰逢其时———至少司马迁自己做如是观。司马迁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而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读到“小子何敢让焉”，不由得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周公至孔子五百年，孔子至司马迁又是五百年，孔子“正《易经》，继《春秋》”，司马迁撰写《史记》不恰恰是继往开来吗？浩然之志激荡胸间，所以当司马迁以“诬上”、“沮贰师”之罪被判死刑的时候，主动请求改为宫刑（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宫刑有甚于死刑，一般是宁死不“宫”），苟活以续己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汉武帝哪里知道，后人知司马迁者众，而知刘彻者寡。“汉武帝”三字代表的不过是年号而已，并不是代表一个有血有肉的精灵。刘彻怎及司马迁之万分之一二？！
司马迁励行明节，言志抒情，并非始于宫刑之后。司马迁年轻时就已经自我磨砺，为修史做好了各方面准备。他习诵古文，游历四方，积累了丰厚的学识与扎实的生活经验。年轻的他就已经坚定了信念：继孔子修史者非我司马迁莫属。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嘱托增强了司马迁修史的信念，增强了他的“史命感”。“史命感”不独司马迁所有，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中国人可以不崇拜神灵，但一般都会崇拜历史宿命。中国自商代就设“史”，掌管祭祀与记事，西周开始设“太史”、“内史”等，名目繁多。然而，同是治史，有所不同，孔子作《春秋》，是为了在繁杂的史实中整理出王道的头绪，以警后世。
司马迁的动机绝不像孔子那样单纯与明确。司马迁是道德高尚的职业史家，他忠于自己的职业，忠于父辈与祖上传下来的“史命感”，忠于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处世哲学，所以才能做到“恶不过，善必扬美”。
司马迁其人与《史记》一样，是个深不可测的迷宫。
第十部分第九十五章 《报任安书》
———《史记》篇外之篇
我一向认为，《报任安书》是《史记》最后一篇，而且是重要的名篇。司马迁自己不好将其放入篇中，但我们绝对不能不把这封信置之史外，这封信分明就是《太史公列传》！司马迁讲述了自己不幸之始末，道出了事情原委，满腔的冤屈与愤恨一下子倾泻了出来。
劳于愁思、累于感慨的司马迁把怨恨锁在心中，寻得契机，猛地爆发，犹如大水从堤中泻出，泱泱洪水冲出一个喜怒哀乐俱全的赤裸真身来。豁出去了，忧愤而后投书（而不是“穷愁著书”）。在书中，司马迁将忧愤与写作之关系抟为一个段落，为后人反复引用：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报任安书》读这段文字，如利镞穿心般地痛。司马迁终究是人，不愿意在默默中泯没，所以他以《报任安书》为《史记》作结，把郁结心中的最强音吼叫出来，让世人与其同怨同恨。公元前91年，《史记》接近完成时，司马迁写《报任安书》，向黑暗势力摊牌，对命运发出了严厉的驳诘，借此释愤抒情，吐而后快。此时摊牌，再无牵挂，完全将荣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报任安书》的写法与《史记》的写法大相径庭，分明是另一个司马迁，一个有血有肉、快意恩仇的司马迁，一个重义轻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司马迁。沉郁顿挫，笔挟风雷；英雄末路，美人迟暮。落此地步，也只有将自己入类以自脱了。每读至此，心湖波澜顿生，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在写完《报任安书》之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神秘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于司马迁来说，“史命”=生命。史命完成，生命就充分实现了其价值。所以，《史记》画上了句号，司马迁的生命也画上了句号。生命完全溶化到了“史命”之中。这不是一个宿命吗？
推源祸始，在人心惟危的情况下，司马迁袒露肺腑之言，触犯文网，致使龙颜震怒，才命人加害于他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司马迁仰天椎心，绝望自裁，这笔账同样应算在汉武帝头上，毕竟是汉武帝给了司马迁以难以忍受的屈辱。
班彪仅小司马迁几十岁，可算同时代人，对司马迁的下落应该是清楚的，然而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班彪却对司马迁之死缺着未笔。由此可知，“龙颜”大怒之程度，史家也不得不为皇帝讳。司马迁一抒胸臆，无拦无遮，以死做最后的挣扎，换取尊贵的人格，不啻乎为多劫难多舛的士大夫辟鸿矣。遗憾的是，后来的士大夫很少有效法司马迁者，辜负了司马迁之美意。天意，岂是司马迁预见得到的。
第十部分第九十六章 总论（1）
论读《史记》，有五惊：一惊司马迁之天赋。
司马迁以其超人的天赋、思想、器识与历炼，写出流传青史的不朽之作。他摆弄史料驾驭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