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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惯例，“战争”与“杀人”并非同一概念，二者既有交叉一面，又有相异一面。但在司马迁笔下，每每出现坑杀俘虏与滥杀无辜的场面。白起坑杀赵国降兵与项羽坑杀章邯降卒的场面让人毛发倒竖。假如将被“坑”者放到一起，这个坑还不得如同一个露天煤矿那么大！这无疑是“杀人工程”的吉尼斯世界之最。“战争”与“杀人”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可怕的传统。
不是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杀人成嗜的魔王，见一杀单，见两杀双，为的竟是把天下人杀尽，让李自成当光杆皇帝这样一个卑鄙的目的。史家说张献忠杀人不眨眼并非孟浪夸张。张献忠并不孤立，他之前有黄巢，不入伙者皆杀之；他之后有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杀人之随意绝不在张献忠之下。他们之杀人就如赌徒之挥金、才子之浪情，只在举手之间。中国人对杀人者的批判并不激烈，相反，对杀人不够狠的，往往以“妇人之仁”讥讽之。
感慨之二，内讧内斗，无止无休。
《史记》中没有出现“窝里斗”这个词汇，却不乏“窝里斗”的场面。齐景公重用田穰苴。田穰苴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军事组织才能，引起大夫鲍氏、高氏、国氏等嫉妒，于是他们精心策划了一场窝里斗。他们在齐景公面前极尽中伤、诽谤之能事，齐景公抵挡不住谗言，罢了田穰苴的官，田穰苴发病而死。这引起了田氏家族的强烈不满，导致田常杀死了齐简公，将高氏、国氏灭族。至田常曾孙田和，自立国君，取号齐威王。齐威王仿照祖上穰苴的战法，所向披靡，威振天下，各诸侯国纷纷朝拜齐国，齐国自此改为田姓。窝里斗引发江山改变姓氏，这一点恐怕齐景公也始料不及，否则是不会拿国祚开玩笑的。假如高氏、国氏等地下有知，也一定后悔不已。当初，高氏、国氏与穰苴既无过节也无怨恨，完全出于嫉妒。由嫉妒引发无端的中伤攻击，置功臣田穰苴于死地，最终导致江山易姓。
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只是无数窝里斗中的一个代表。如果说鲍氏、高氏引发的窝里斗属于无风起浪的话，大多数窝里斗则起因于睚眦之怨。总的说，中国人确实只善于争斗，不善于共存。一涉及共存便捉襟见肘、进退失据。
千百年来，治者只知道“以孝治天下，以忠昭天下，以节励天下”，面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或民怨四起的局面，无所措手足。不会心平气和地协调解决，最终往往采取“杀”之下策。对内，以窝里斗求平衡；对外则采取高压禁锢的政策。外部被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因此爆发时比炸弹还猛烈。周而复始，恶性循环。就在我们厮杀得红了眼的时候，西方思想家康德已经发现了一条伟大的原理：社会进步不在于“消灭”，而在于“保存”。康德原话大意为：惟有在这样的一种社会里，其成员有高度的自由，而成员之间有高度的对抗，但社会却使这种自由具有精确的规定和保证，使每人的自由与别人的自由彼此共存———惟有这样的社会，大自然的最高目标，它赋予人类的全部才智禀赋，才能获得实现。显然，窝里斗是排斥“彼此共存”的，中国人很少考虑到自由的“规定”与“保证”这一比战争更重要的问题。
感慨之三，千年历史，所为何来，无非是争“一人之天下”。治国者为一人之利益而调动全国力量，而全国上下也甘心为其所调动东拼西杀数年，一人荣登九五之尊，而出力的众人则烹的烹，剐的剐，苟活者也绝不可能活得舒服。如果把战争成果比为一锅肉，出力者往往连一杯羹也分不到，这在西汉初年表现得淋漓尽致。韩信、彭越、英布等都曾为刘邦效力，最后却死于非命；周勃为刘邦旧臣，无缘无故被迫害而下狱，周勃之子周亚夫屡有战功，却被诬于谋反罪饿死狱中；萧何是刘邦的一只臂膀，功高盖世，然而也是仕途不坦，险象环生，若不是采纳了鲍生等人的韬晦之计，摆出贪金恋银、胸无大志的贪官姿态，后果就绝不是牢狱之灾，而是灭族之祸了。汉初的其余功臣，几乎没有一位能够独善其身的，张良称病杜门，行“道引”、“辟谷”之术，扬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亦真亦幻，躲过了刘邦的加害；曹参靠“日夜饮醇酒”，听到周围房舍的饮酒吆喝声“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和”，才勉强确保平安；陈平凭借超凡的智谋，才一次次化险为夷……汉高祖刘邦，一人耍弄众人，如拨算珠，如捏泥团，比行军作战更加游刃有余。打天下时是此集团对彼集团，刘邦不过是“军事首领”，他的利益似乎是与众人利益粘连在一起的；然而，一旦江山到手，立即开始执行另一套游戏规则，成果完全归一人所有，一人呼而万人应，一人威威而万人唯唯，一人将万人性命装入囊中。司马迁对这种政治症候是相当反感的，作为史家，他能做的就是利用手中资源，揶谕讽刺，表达己意。所以他才将鄙夷争权争国的伯夷、叔齐的事迹放到了《列传》之首。司马迁哪里知道，他之后，“一人天下”之争一直在持续着，形成了一个无法更改的宿命。感慨之四，百家之学，归于“人治”。
《史记》中涉及学问思想的篇幅甚多。司马迁以说论说，自己并没有任何偏执。他自小就涉猎百家，所以他能以对待历史的冷静对待百家之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中详细表达了自己的学问观点。
令我无限感慨的是：司马迁的纵横捭阖、自由言说，乃是秦始皇书禁之后的回光返照！这种暂短的“发言权”，在他尚在世的时候就被扼杀了。几乎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董仲舒向汉武帝献计邀宠：提出了“废百家，独尊儒术”，提出了“以教化为堤防”的全新统治术。至此，“教化”变为了“堤防”，百家之学，归于“人治”。像司马迁那样就学问论学问式的自由言说，再也不可能了。“人治”包罗万象，当然也包括学问。以人治学，言随人废，必然导致万众学舌于治者，治者怎么教，万众就怎么说。实际上司马迁在用“旧思维”写《报任安书》，而没有适应骤变的新思维。显然，司马迁对“较真”的后果估计不足，所以，那封一腔热血、满腹牢骚的书信一写出来，旋即神秘失踪了。我们可以假设，也许司马迁在死前醒悟到不该写给自己带来灾祸的《报任安书》，话一说出，驷不及舌，悔之晚矣。然而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司马迁想，反正《史记》已经杀青，心愿已了，一吐为快吧！于是郁闷悲愤犹如决堤之洪，一泻千里。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揭示出这样一个现实：在帝王面前讲真心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也许是由于“身在此山中”，司马迁并未敏锐地洞察到这一重要变化，这一点，通过他把董仲舒写成了堂堂的“正面人物”，而无一句诟病之语，足可见一斑。殊不知，正是自董仲舒献计开始，学术成为了帝王的私有财产，衮衮圣崽取代了思想者，阐释取代了创作，一家取代了百家，“争宠”取代了“争鸣”，顶礼膜拜取代了怀疑。亚里士多德曾深刻地指出，怀疑出哲学。但中国讲究“一言兴邦”，一切怀疑均被视为“异端邪说”，人书俱焚。这种情况始于司马迁时代，但是司马迁没有察觉到。感慨之五，中国历史，争起争息，循环不已。
我喜欢将争起争息、循环不已的中国历史比喻为“怪圈”。大禹建夏以还，夏灭而商兴，商灭而周兴；周室式微，引发春秋战国数百年乱战，最终统一于秦，秦祚不长，引发了规模宏大的楚汉战争，最终刘邦建立汉朝。
仁贤者祀，昏虐者替。中国的历代历朝帝王几乎清一色地都是只知道“替”而不懂“祀”。或许偶有明君政简刑措，布德偃兵，休养生息，对不友好的势力以怀柔出之。然而“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周期”一至，不以意志为转移，还是重新卷入怪圈，陷入混乱之中。诚如一位我忘记了姓名的写家所言，外国曾有为宗教而战，为自由而战，但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为一个皇位而战！战争与杀伐，作为历史的重要部分，无可质疑。每一个朝代的亡国君主都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梁书·邵陵王纶传》），丝毫不值得同情。应该质疑的是：历史天平的一端是战争，另一端是什么？
是社会进步？是经济发展？是人性复归？抑或是其他什么？天平是否是平衡的？……显然，司马迁的思维触角没有伸展到这一层次，但他似乎在努力向这个层次靠拢。《史记》对武功卓著的人不乏赞美之词，但更对那些与战争杀伐不沾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倾注了满腔热情。比如他写了后人争议很大的《伯夷列传》，歌颂了让权让国的伯夷、叔齐，并将其放置到列传“第一”的位置上，暗喻其重要。伯夷、叔齐这两个人物缺乏史料的支持，很可能是司马迁假托的，如果真是假托的，就更说明司马迁对循环不已的争起争息是相当反感的。
在列传篇中，司马迁以《伯夷列传》开首，以《货殖列传》结尾（《货殖列传》同时又是全书结尾），寓意深长，耐人寻味。司马迁高度评价了以范蠡为首的货殖家，赞扬了他们以钱生钱、勤劳致富的事迹。似乎司马迁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货殖家们的所作所为比兵家的所作所为意义更大些。
读《史记》就是读中国、读祖宗、读我们自己，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与事件，怎能不让我们惊叹与感慨呢？
第十部分后记
《史记》是史，也是文学巨著。无论将其当历史读，还是当文学读，都是横亘在今人面前的高不可攀的高峰，都需要以登山者的虔诚来面对它。登上巅峰，并不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