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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老账”都翻腾出来，弄个底朝天，竟发现“增长数字是假的”，“账目是编出来的”，“窟窿硕大”，“负债是惊人的”。
有些领导喜欢用统计数字说话，因为数字最能反映事情的真实性，重视数字无疑是求实精神的体现。然而有些数字难于统计，更难于检查，因此具有欺骗性。比如，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数字，某人好人好事做了多少件，某单位开展谈心活动多少次，一帮一结对子结了多少个；乃至开展微笑服务笑了多少回；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多少吨，喷洒消毒水多少次，消灭苍蝇、蚊子多少只，等等。
也有些数字是可以统计的，但如果不注重检查核实，难辨真伪，也会闹出笑话。如有的地区植树造林，每年植树多大面积，成活率90％以上，年年如此，累计起来不仅无山不绿，无土不林，甚至城市道路上，农村锅台上，也该郁郁葱葱了。又如有的地区下岗和失业职工就业人数，把每个月、每一年的数字累计起来，即使去掉再次下岗的，也早就超过100％了。
数字同其他事物一样也会有真有假，也要谨防虚假。对于一个机关来讲，干部人数应该是真实的，但机构改革中统计人数时，竟发现有的机关单位为了增加办公经费，退休职工仍然名列其中。对于街道和居委会来讲，所辖居民生死状况应该是了然于胸的，但在统计最低生活保障线情况时，竟出现死亡人口冒领低保费问题。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增加值应该是衡量经营状况的权威指标，其中既包括速度，又包括效益，看似公允，其实增加值同产值密不可分，而产值的多少很难统计，虚报很容易，因而增加值的准确性就大打折扣了。对于一个地区来讲，GDP是衡量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但其基础数字是诸如企业增加值等，如果基础不牢，最后的数字大厦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一个地区所属各地，GDP增长速度都是两位数，但整个地区GDP却被领导者和统计部门确定为一位数。可见虚假的情况，人人心知肚明。在此，虚假被悄悄地承认了，又不声不响地回避了。
在一般人看来，一个企业的利润，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应该是不会掺假的，其实也不然。比如企业利润，可以用银行贷款交税，叫做“虚收虚转”；也可以把第二年的收入予借到今年，叫做“寅吃卯粮”。
我罗列上述情况，并不是说数字都不能相信。在许多情况下，用数字说话是最有力的。这里关键是统计数字的人是否诚实，是否可信。如果原本诚信之人现在变得不可信了，则要看看上面有没有“逼良为娼”——硬下指标的问题；或者有没有“诱良为娼”——数字出干部的问题。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警惕“活动”出干部
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刚刚提出干部“四化”方针的时候，一大批年轻干部脱颖而出，走上各级领导岗位。那时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被提拔者本人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处于完全接受选拔的地位。当时电影中有句话，叫“没有被遗忘的角落”，拿来形容那时干部使用状况，是颇为妥切的。
敝人欣逢其盛，也是那个时期使用的干部，有切身的体会。我那时是市里中层干部，不知什么时候被列为市级后备干部，其时恰逢市委换届，我又不知不觉地成了市委常委候选人。后来因为某种原因，我没能参加那次选举，我认为事情也就过去了。没想到，我忘了组织没有忘，此后一段时间里，组织采取各种办法解决这一遗留问题，而且都是在我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终于在两年后得到圆满解决。
今天，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战斗洗礼，我们党更加成熟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正向健康方向继续发展。但也不能否认，在有些角落里，有个别地区、部门和单位，干部使用上的不正之风仍然存在。
“自己都不关心自己，谁能主动关心你。”这里所谓“关心”，就是不能守株待兔，要积极做工作。这是现今对待干部提拔使用问题的一个观点。受这种思想驱使，有的干部不在干工作上下功夫，只在挖门路、找关系上花气力。他们“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个板凳没有坐热，又开始积极另谋高就，而且越是官当的容易，胃口越大，自我设计越精彩。这使我想起“文革”时期的一件事。那时我认识的一个小混混当上了厂革会副主任，以前他对厂领导迷信得很，认为高不可攀，而一旦自己坐上了这个板凳，开会讲话有人写，开场白、主持语都准备妥当，不用自己费脑筋。只要识字，别拿错稿，就万事大吉。他觉得不过如此，于是，狂妄地宣称：当官最容易，我多大官都能当！今天和那时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官当得太容易了，也会产生小混混那样的误解和负面作用。
“做工作的人都难以平衡，妥贴安排，不做工作就更没希望。”这是一些当权者的心态。在有的地区和部门、单位，由于“活动”的人多了，一旦空出一个位置，或者即将空出一个位置，好多人都采取各种手段紧张工作。有的单刀直入，有的迂回曲折；有的面对面，有的人托人；有的靠老感情，有的托老关系。总之是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绝不错过机会。面对这样一些“积极工作”之人，当权者往往权衡再三，左右为难，不好下决心。最后是，“不好办也得办”，总要确定一人，确定何人未有定论，但一般不会确定未做工作的人，则是肯定无疑的。“老实人总是吃亏”，“不做工作”的人在有的单位不管资历多老，德才条件多好，政绩多突出，都是干活有份，提拔无望，就是这个道理。
“找我的人我不一定选，不找我的人我肯定不选。”这是在各级人大选举中，某些代表的心态。这种心态也会驱使一些候选人做工作。而且这种工作在有的地区也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做工作的方式也由简单地打个招呼变为物质攻关。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应该重视和解决。唯其如此，“活动”出干部之风确不可长。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避免“频动”出干部
有人做过分析，一个战士要想当上军长，需要走19个台阶。下个台阶到上个台阶之间，又有最低时间的规定。即使都不耽误，上到军长这个位置，也需要三十年时间。而50岁之后，又已很难被提拔了。因此，“动”的勤，是干部成长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哪个台阶上呆的时间久了，都有可能贻误成长的机遇。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无论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都需要“动”，不能老“窝”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对于那些准备委以重任的干部，更需要“小步快走”，快上“台阶”，也需要多换岗位，以开阔其视野，增长其才干 。
但是，“动”也要有“度”，不能太“勤”。这个“板凳”没坐热，又换另一个“板凳”，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仅本人没有受到锻炼，于成长不利，而且工作受到影响，贻害一个地区和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尝闻，一个干部两年换三个岗位，在一个单位人尚未认全，工作还不熟悉，就又拔寨起程了。这种“动”，既不是对本人负责，更不是对工作负责。
实际上，一个干部到一个新单位工作，第一年熟悉情况，第二年才能干点事情，而真正落实自己的工作思路，应该有三五年时间。所以中央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一个任期为五年，是有充分根据的。
有的干部频繁变动，循着一个固定的方向：即从小单位到大单位，从无权岗位向有权岗位，从一般部门到要害部门，怕是难免受到非议的。窃窃私语者一定说：“后面肯定有人，是谁呢？”
有的领导频繁地变动一个干部，目的并不是为了使其受到锻炼，而是要增加其资本，为提拔使用积累口实。而这样的干部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也会以同样的办法“运筹”干部，敷衍工作，这个地区和单位的前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响鼓也得重锤敲”。培养和锻炼一个干部，需要让他们到艰苦的环境挑重担，受磨炼，增知识，长才干。而且，确实应该落地生根，埋头苦干，做出成绩，创出政绩，造福于一方百姓。这样的干部才会有本事，有出息，有威信，担重任。
“动”能出干部，但“动”的目的，应该是培养、锻炼、造就出好干部。
第三部分 为官孔道人走政息要不得
每个领导干部到新的地方工作，都想干一番事业，创点业绩，造福一方百姓，留下好的名声，这是可以理解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谁希望在一个地方工作几年，碌碌无为，一事无成，山河依旧，留下的只有遗憾呢？就是那种不干工作，只谋私利，所到之处，中饱私囊，自己捞个沟满壕平，群众却困苦不堪，以致怨声载道的人，也要粉饰遮掩，不愿留下更多的骂名呢！
但是，一个领导干部在一个位置上工作时间是有限的，少则二三年，多则五六年，要想干更多的事情也难。常有这样的事：一位领导干部到一个地区工作后，经过一番考察思考，提出了工作思路，勾画出发展蓝图，落实刚刚起步，或者刚刚打开局面，一纸调令会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有时实施一个大的工程，干到中间工作调离，如果资金充裕，还可以继续下去，遇有困难，就会顺势停下来。于是，人“走”政息，一些离任领导往往要留下半途而废的规划，留下或多或少的半截子工程。
对于继任者来说，来到一个新的岗位，往往要重打鼓另开张，规划新的蓝图，提出新的工作主张，而不愿延续前任。否则完成前任留下的半截子工程，继承他们的“未竟事业”，干出政绩来归谁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