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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和刀正好象征了这种矛盾。
美国全力以赴进行的所有战争中，与日本的战争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在和其他国家打仗时，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来考虑两个民族在思维方式、习惯上的差异。比如在1905年的美俄战争中，美国的对手就是一个在文化上不属于传统西方阵营、同时又很精锐的民族。西方人觉得，即使是在战时，也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符合人性的战争惯例，但在日本文化里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因而，美日在太平洋上进行的战争就不仅仅只是岛屿海滩的登陆行动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后勤供应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了解“敌性”成了最核心的问题。要对付日本，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日本人的行动意图。
这其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日本打开紧闭的国门已有七十五年了，如今人们提及日本人时，仍对他们一系列令人极为迷惑的“但是，又……”等词句记忆犹新。这类词句极高的使用频率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人文社会学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在谈及其他民族时是不会一方面说这个民族彬彬有礼，同时又加上一句说：“但是，他们又很蛮横、傲慢”；他也不会既说这个民族顽固不化，又说：“但是，他们也蛮适应激烈变革的”；同理，他也不会既说该民族性格温顺，又说他们不轻易服从上级的命令；不会既说该民族忠诚、宽厚，又宣称：“但他们又心存叛逆，满腹怨恨”；不会既说他们勇敢无惧，又描述他们如何怯懦；不会既说他们在做事时很照顾别人的感受，又说他们其实更关注自己潜意识里的思想；不会既讲他们规规矩矩遵守军队中的规则，又描述他们是如何不服管制，甚至犯上作乱；也不会既讲该民族如何倾慕西方文化，又渲染他们的顽固保守。任何一个严肃负责的观察家，只要他不是日本人，是不会在一本书渲染该民族如何崇尚美好的事物，如何高度重视演员和艺术家，如何醉心于菊花栽培；而在另一本书中却笔锋一转，大肆描述该民族是如何崇尚刀剑和武士的荣誉。
然而，所有上述这些矛盾却成了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这些矛盾都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刀与菊便是这样一组矛盾。很大程度上，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的；是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的；是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的；是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的；是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的；是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的；是既勇敢而又懦怯的；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他们十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而当别人对他们的劣迹毫无所知时，他们又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所击倒。他们的士兵规规矩矩，但骨子里他们又生性叛逆。
既然了解日本人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再对上述相关的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正等着我们解决。比如日本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不攻打日本本土，日本是否会投降？我们是否应该直接轰炸日本的皇宫？从日本战俘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哪些有用的信息？对日军和日本本土人民我们应采取哪种舆论策略，才能既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又消磨日本人那种顽固抵抗的意志？这些问题即使是那些所谓的“日本通”也会众说纷纭。如果战争结束，为了保持世界和平，我们应该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部队是否准备要在日本深山老林中与那些疯狂的顽固分子决一死战呢？在战争还未结束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如果发生，谁将领导这次革命呢？如果没发生，那是否意味着日本民族只有等待灭亡？对这些问题的预测肯定是千差万别的。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组织要求我尽量使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使用的一切研究手段，尽早弄清日本民族的真实面目。那年夏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日反攻行动。在美国，许多人都认为对日战争可能还得持续三年，或许十年，或许更长时间。在日本，民众们则认为这次战争可能会成为百年战争。他们说，美军虽然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距离日本本土还有几千英里远呢！而日本官方的公报、媒体甚至根本不承认日本海军的失败，日本国民仍坚信他们会是真正的胜利者。
然而，进入六月以后，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盟军在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两年半以来，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将欧洲战场放在军事优先考虑的地位，现在由于对德战争即将取得胜利，这种策略就显得不再那么必要了。在太平洋地区，美军部队已在塞班岛登陆，这将是一场预告日军大败的重要的战役。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军更是日益与日军短兵相接、决一死战。从以往在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等地与日军的战役中，我们已清楚地知道，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极难对付的敌人。
因而，到了1944年6月，尽快了解日本民族的性格特征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我们不仅要关心日本军事、外交方面的事情，还要关心她一段时间内的大政方针政策以及她对后方普通老百姓生活产生的舆论影响，对每一个细微的细节我们都必须仔细观察。日本正在全力以赴的进行战争，我们不仅要了解东京当局的目的和动机，不仅要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以及她的经济、军事实力，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对她本国国民的期望值，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处事模式；我们必须弄清这些行动、想法背后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撇开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会怎么做？我们必须尽量从事件中超脱出来，不要觉得美国人在一定情况下会做的事情，日本也会这么做。
第一部分第2节：目的—了解日本（2）
我的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美日两国正在打仗，往往在战争中很容易诅咒和痛骂敌军，但要真正了解敌人却并不是那么容易。而这正是我进行研究的目的。核心问题是日本会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地会如何行动。因而，在研究中我告诉自己必须把日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行动都看作“正值”，即有价值的资料来加以分析和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也就是不利条件来看待。对日本发动战争这个事件本身，我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文化问题来研究，而不是当作一个军事问题来看待。与在和平时期一样，日本人在战时的行为也自有其日本人的特点。那么，日本人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哪些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呢？看看日本的将领都在做些什么吧！他们在鼓舞士气、消除疑虑、激发潜能——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在战争中他们把什么视为最核心的资源？我必须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细节，只有这样才能逐步了解日本人。
但是，美日两国正在交战这一事实难免对我的研究造成影响——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实地调查的念头，而这种调查方法往往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无法去日本，也无法寄宿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亲自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酸甜苦辣；我无法亲眼目睹他们作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是如何教育下一代的。当时唯一一部有参考价值的书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但我们在1944年所遇到的许多关于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却还未涉及。
尽管困难很大，但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进行直接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了我很多启示；我想，这种启示对每一个想了解其他文化的人类学家都是必不可少的。当时其他的社会学家多是通过采用分析图书文献、历史事件、统计资料，及日文的报纸来从事日本研究的。但我深为确信，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东西，更多是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因此，从生活在那种文化的人开始研究，收获可能会更大一些。
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不去查阅资料，也不意味着我不向曾在日本生活过的外国人请教。通过大量阅读有关日本的文献以及倾听西方日本专家的意见，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初见成效。这些优势是那些研究亚马逊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地的人类学家们所没有的，因为这些民族基本上没文字，不能用文字、笔墨来记录自我。而且，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域风情的描述很少，即使有，也大都是浮光掠影。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民族的历史，这意味着实地调查的学者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先驱学者的帮助下，探索这些民族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重要的层面。而我在研究日本的过程中却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文献中有许多对现实生活细节详尽的描述：西方学者详细生动地记载了他们的生活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了不少自身不寻常的心路历程的书。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有强烈描写、剖析自我的冲动，他们既写日常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宏伟的全球侵略计划，其露骨程度实在让人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和盘托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时经常会忽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