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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4日当日本宣布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它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了解日本、对日本深有体会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说，幻想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那简直是太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武装部队还从未在局部性的战役中失败过，他们至今仍对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的正义性确信无疑。在日本本土，到处都是誓死抵抗的顽固者。占领军先头部队的力量如果不是足够大的话，只要一进日本大炮的射程范围之内，时刻都有被残杀的危险。“在整个战争中，日本人什么时候都没怕过，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然而，美国的分析家却没有考虑到“忠”的作用。只要天皇发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还未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还围住了皇宫，试图阻止天皇通过广播向众人宣布停战诏书。但一旦宣布了，所有的日本人就得无条件的全部接受。不论是满洲里、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还是本土上的顽强抵抗者们都立即停止了战争，准备结束战争。美军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当地人们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人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自己还是手不离枪，中午时我就把枪收起来了，傍晚时我就悠载悠载地在街上闲逛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按天皇的旨意用和平的办法来使‘陛下安心’，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使‘陛下安心’的方法还是：誓死也要奋勇作战，即使是以竹竿为枪也要击退蛮夷呢！”
如果西方人能够理解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经常变化的，那么他们也就不会觉得日本人的这种态度是不可思议的了。有些人说如果这样的话，日本民族除了自取灭亡将别无他路；而另一些人则说只有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推翻现任政府，掌握政权，日本民族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从全力以赴、全民支持打赢战争的角度来看，还是有些道理的。但是，如果以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来理解日本，那么他们就大错特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在日本并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还不懂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了”。这些都只是建立在西方的善恶标准之上的西方人的处世哲学。但是应该记住的一点是日本不是西方。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都会用的最后一招：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的态度来破坏占领军的占领行动。日本有日本自己的方法：在战斗力还未彻底被摧毁以前，人们就把自己无条件投降看作是为了“尽忠”而必须付出的巨额代价。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是有价值的，因为最终他们还是获得了自己最珍视的东西。今天，日本人仍会趾高气扬地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这是一条要求我们投降的命令。但即使是投降，对天皇“尽忠”仍是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
第四部分第35节：“情义最难接受”（1）
⊙在世界上各种价值观中，日本人的“情义”是最奇特的——它是像利息一样不断增长的欠债、是不愿意却又不得不做的事、是人们背负的沉重心理负担、是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日语中有句古言：“情义最难接受”。就如同一个人必须报答别人的恩情一样，人们也必须回报别人的“情义”。但是，“情义”所要求的义务和“恩情”所要求的义务是不一样的。在英文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情义”对等的词。并且迄今为止，尽管人类学家发现世界每种文化的道德价值观都是很奇特的，但日本文化中的“情义”显然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尽管在具体的概念上有些不同，但“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道德规范，这种普遍的道德观构建了东方各国家庭观的同质性和在价值观上天然的亲和力。而“情义”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与东方的佛教无关。它是日本本土的东西，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情义”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是很难搞清楚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的。日本人在谈及自己行为的动机、对名誉的看法以及个人在本国所处的进退两难的境地时，都会经常说到“情义”。
对西方人来讲，“情义”就是一大堆复杂义务的集合（参阅本书第81～82页表格）：从报答恩人的恩情直到为先人复仇的义务。难怪日本人懒得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海书也很难对这个词有个确切的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我的翻译）是：“‘情义’就是正道；人做事应该遵循的规则；为了避免世人评论而做自己不太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领会这个词的要领，但“不愿意”这个语却至少指明了“情义”与“义务”的差别。不论“义务”对个人提出的要求是如何的苛刻，但至少是个人对他的骨肉近亲、对国家的象征者所应负有的一种责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他爱国情感的体现。这种责任和义务之所以如此牢固，是因为他们是日本人与生俱来的。不论人们在履行这种“义务”时有多么的“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人们在报答“情义”时似乎内心充满了不快。当“情义”债主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
“情义”可以划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种类。一种我暂且把它称为“对社会的情义”，字面的意思就是“报答情义”，也就是说报答自己同胞的恩情；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维护自己的名誉不受任何外界玷污的责任。这点多少是模仿了德国人对“名誉”的作法。就如同“义务”是人们生而具之的责任一样，“对社会的情义”也大致描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性关系。情义”概指人们对自己的亲戚家属应负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自己应对直系家属负有的义务。岳父、公公称作“情义”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情义”上的母亲。姐夫（妹夫）、嫂子（弟媳）也被称作“情义”上的兄弟、姐妹。不论是对自己配偶的兄弟姐妹，还是对自己兄弟姐妹的配偶，这种称呼都是恰当的。当然，在日本，婚姻也是一个家庭与另一个家庭之间的契约。由于“情义”的关系，这两个家庭终身都会保持这种契约关系，并履行契约性义务。在履行这种契约性义务时，最沉重的恐怕是报答父母双亲的情义，因为是他们安排这桩婚姻。尤其是年轻的儿媳妇感到婆婆的“情义”尤其沉重，因为恰如日本人所说的那样，结婚后儿媳妇就要在一个陌生的家庭里开始她新的生活了。丈夫对岳父岳母的义务可能要不同一些，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当岳父岳母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钱给他们，同时还要履行其他一些契约性的义务。正如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孝敬自己亲生母亲，这不能称为情义，因为这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爱。”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情义”。然而，人们在履行那种由婚姻关系而产生的“情义”责任时却从没含糊过。不论代价多大，人们都是认真履行，以免遭到世人谴责说：“这人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
如果丈夫是上门到女方家的，也就是人们平日说的“倒插门”，日本人对这种由婚姻产生的“情义关系”的看法就又不一样了。当一个家里只有女儿时，家长们就会为其中的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门香火”。女婿要把自己原来的姓在原户籍中消掉，然后改从岳父的姓氏。结婚后他就到妻子的家里生活，在“情义”上要服从岳父岳母的指示，死后也要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做法都和一般妇女出嫁给别家是一样的。之所以要为女儿择婿入赘也许不单单只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更多情况下它也是双方利益的相互需要，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方家虽然很穷，但“门第”很高，男方就带过来一笔钱，然后作为回报，男方就可以提高自己在等级制体系中的地位。有时女方家庭富裕，有能力培养女婿上学。于是女婿为了上学，就接受女方入赘的条件。还有时是女婿可能是女方父亲未来生意上的合作者，为了保险，就将女婿赘入女方家庭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情义”代价都是很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家的户口薄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赘入女方的女婿为了证明自己是新家庭中的一员，在战争中必须为岳父竭力而战，即使是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也在所不惜。在当代日本的“政治联姻”中，女方会竭其所能地用各种手段造成一种“情义”上的约束力，使女婿和岳父的事业以及这个家族的命运都联系了起来。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但是日本社会普遍上是对入赘的女婿没有什么好感的。日本的老古言常说：“有米三旦，决不入赘。”日本人之所以这么说主要还是由于“情义”的缘故。他们决不会像美国人那样说：“这不是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干的事！”。毕竟，人们在履行“情义”的责任时总是带着几分“不愿意”的，觉得“情义”让人很为难，因而“情义”是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背负的沉重的心理负担。
第四部分第36节：“情义最难接受”（2）
不仅婚姻使人承担了“情义”的责任，甚至对伯父、伯母、外甥、侄女个人也应该承担“情义”的责任。中国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