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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上帝裁判的，不是什么因果报应，而只是为了向人们表明：剧中的主人公为履行义务忍受了一切代价，任何不幸、遗弃、疾病、死亡，都未能使他们偏离正常的轨道。
日本的现代战争电影也体现了这种传统。凡是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都会说，这是他们看到的最好的反战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通篇电影都只讲牺牲与苦难，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不论是描写日俄战争还是描写中国“七·七”事变，都是一个格调：在泥泞中的行军，凄惨沉闷的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等等。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甚至看不到高喊“万岁”的冲锋，而是深陷泥泞、夜宿中国小镇，或是描写一家三代，历经三次战争后幸存者的代表，他们成了残废、瘸子、盲人。或者描写士兵死后，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英美骑兵那种动人场景在日本电影中是看不到的。伤残军人的恢复健康也很少被写成剧本。甚至也不涉及战争的目的。对日本观众来说，只要银幕上的人物时时处处都在尽一切努力报恩，这就足够了。所以，这些电影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宣传工具……至少拍电影的人知道，日本观众们在看了这些电影后不会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
第六部分第51节：道德的困境（1）
⊙日本人把人生看作一出戏，从一个极端行为转向另一个极端行为不会感到任何心理痛苦。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每个人与敌人厮杀到底；一旦宣布投降，却立刻表示与占领者合作。
日本人的人生观是通过对忠诚（chu）、孝顺（ko）、情义（giri）、仁义（jin）和人情等规定体现出来的。他们认为，“人的全部义务”就像在地图上划分行政区域一样应该分成若干部分。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就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义的世界”、“人情的世界”以及许多其他世界所组成的，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而又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判其同伴时，不应该以他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以他“懂不懂孝”或“懂不懂情义”作为标准。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评价某人，而是明确地指出这个人在哪个领域中做得不够好；他们不用“自私”、“冷漠”一类的词，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了规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或金箴，其得到认可的行动总是与该行动所出现的世界相联系。一个人“为了孝”而做事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神的世界”行事时，在西方人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方式。甚至每个世界的规则也会随着其内部情况的变化而可能要求采取适当的截然不同的行动。在没有受到主君侮辱以前，家臣要对主君尽最大的忠诚以示“情义”；受到主君侮辱之后，背叛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在1945年8月以前，“忠”一直要求日本国民对敌人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一经天皇广播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发生了改变，日本人对外来者表现出了合作的态度。
西方人对此感到十分困惑。根据我们的经验，人是“随其本性”而行事的。我们按照忠诚还是背信弃义、合作还是顽固来区分好人与坏人。我们把人加以分类，是期望他们的行动能始终如一。不管他们慷慨大方，还是小气吝啬；乐于助人，还是生性多疑；是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二者毕居其一。我们希望每个人都信仰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并且坚决反对与其相左的意识形态。根据我们在欧洲战场的经验，那里有合作者，也有抵抗者。但是，我们怀疑合作者会在胜利后改变其立场，结果这种怀疑是正确的。在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中，我们也承认有亲新政派与反新政派。而且我们断定，在出现了新情况时，这两派仍然会随其本性而行事。如果某一个人改变立场，比如由非教徒变成天主教徒，或者由“激进派”变成保守主义者等等，这种转变应当称为“转向”。我们应建立起与此相适应的新人格。
虽然西方人这种关于行为完整性的信念并不总能得到验证，但这种信念绝对不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不论原始的、还是先进的，人们都把自己描绘成为某一特定类型的人在行事。如果他们垂青于权力，就会以别人服从其意志的程度作为衡量其成败的标志；如果他希望受人喜爱，那他就是在社交场合受过挫折。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严厉而正直的人，或者具有“艺术家气质”，或者是优秀的居家男人。他们的性格一般都具有某种“完全形态”（Gestalt），并能使人类的生存井然有序。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这种能力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如此极端的可能性。但在我们看来，矛盾已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人生观之中，正如同一性植根于我们的人生观之中一样。对于西方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他们应该认识到，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的“世界”是不包括“邪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戏。在这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过程与另一种过程，相互之间要求保持平衡。至于每个世界和每个过程，其本质都是好的。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而行事，那么每个人都是好人。如上所述，他们甚至把中国的道德规范看作是中国人需要那种道德的证明，从而来证明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说，日本人完全不需要那种包含一切的伦理戒律。用已引用过的乔治·桑索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的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即使从低于宇宙的高度，也足以说明坏行为。尽管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剑，但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练其本性。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闪亮。只需稍加打磨，就能重新光芒万丈。
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人生观，西方人很难理解日本的民间传说、小说和戏剧。除非像我们常做的那样，将其加以改写以符合我们对性格一致及善恶相争的要求。但是，日本人却不这样看这些情节。他们的评论则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之中。主人公的失败是沉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框扶正义；迫于情义而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两种义务之间的矛盾。两者都是“善”的。两者之间的选择犹如欠了一屁股债的债务人还债时面对选择一样，他必须选择先偿还某些债务而暂时忽略其他债务。但事实上，他还清一笔债务，并不能使其免除其他的债务。
我们对故事主人公的这种看法，与西方人的看法是根本对立的。我们之所以认为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好人，正因为他选择了善的方面，并且与恶的一方进行斗争。如同我们所说的“有道德者必胜”，必须有一个圆满结局，正是善者应有善报。日本人则欣赏那种让人不能容忍的人物——他欠社会太多太多恩情却无法报答，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分只好以死谢之。在其他许多文化中，这类故事是教人们接受残酷命运的；在日本则成为启迪首创精神和坚定决心的题材。主人公在竭尽全力完成其肩负的某种义务时忽略了其他的义务，但最后还是要和他们所轻视的“世界”进行清算。
第六部分第52节：道德的困境（2）
《四十七士物语》（Tale of the Forty－Seven Ronin）是日本真正的民族史诗。它虽然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不高，而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却无人能敌。每个日本儿童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梗概，而且熟悉其细节。它不断传播、翻印并被拍成现代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久以来成为著名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致祭。凭吊者留下的拜帖使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海洋。
《四十七士物语》的主题是以对主君的“情义”为核心的。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描写的是“情义”与“忠”之间、“情义”与“正义”之间（当然是“情义”在这类冲突中取胜），以及“单纯情义”与无限“情义”之间的冲突。这个历史故事发生在封建制度鼎盛时期的1703年。按照现代日本人的想法，那时的男子都是大丈夫，对“情义”绝容不得半点含糊。四十七位勇士为“情义”而牺牲一切，包括名誉、父亲、妻子、姐妹、正义（“righteousness”），最后自杀尽“忠”。
按照当时的规定，各地大名要定期觐见幕府将军。幕府将军（Shogunate）任命了两位大名主持仪式，浅野侯（Lord Asano）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两位司仪官都是地方上的大名，不熟悉仪式，所以不得不向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Lord Kira）请教。吉良侯是一位身份很高的幕臣。如果当时浅野侯家最有才智的家臣大石（Oishi）在他身边的话，大石是会帮助他主君周密安排的。但不巧的是，大石回家乡去了。浅野侯在世故方面十分幼稚，所以没有向吉良侯赠送厚礼。而另一位大名则在其通晓世故的家臣的指导下，在向吉良请教时不惜重金。于是，吉良侯就故意误导浅野侯，让他穿上与仪式完全相悖的服装。举行仪式时，浅野侯按照吉良侯的指示穿戴上了错误的服装。当发现自己受到侮辱时，他就拔刀砍伤了吉良侯的额头。后来他被其他的家臣拉开了。从“对名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