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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自我修养的技巧和传统相对来说都不甚发达。美国人认为，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中找到了自己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必要时就会修炼自己以求实现这个目标。是否进行锻炼取决于他的雄心、良心或魏伯伦所说的“职业本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为了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可以接受严格的纪律管理；为了成为一个音乐家或者取得事业上的成就，他可以放弃一切娱乐活动。由于良心的作用，他可以摒弃一切邪恶和轻浮的行径。但是在美国，自我修养不像做代数题一样，可以毫不考虑其对特定事物的影响，而仅作为一种单纯的技术来学习。如果在美国也有这种修行的话，那一定是欧洲某些教派的领袖（Cult－leaders）或传授印度修炼方法的印度教牧师（swamis）所传授的。甚至基督教的圣特丽萨（Saint Theresa）或圣约翰（Saint John）所传授及实践的默想和祈祷式的宗教修行，在美国也很难存在。
日本人却认为，无论是参加中学考试的少年，还是参加剑道比赛的人，或者过着贵族般生活的人，在学习应付考试所必需的特定内容之外，都要进行自我修养。不管你考试成绩多么优秀，剑术多么高明，也不管你的礼貌多么周到，你都必须放下书本、刀剑或社交形象，接受特殊的训练。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接受秘密的训练，即使那些不参与修炼的日本人也都承认自我修养这个词和实践过程，在生活中有一定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运用那套普遍流行的自我克制的概念来判断自己和他人。
自我修养的概念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够培养能力的，另一类则是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这更多的东西，我称之为“圆满”。这两者在日本有很大的区别，其目的在于实现不同的心理结果，有不同的根据，并能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第一类——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在本书中已经有了很多的例子。如那位陆军军官在谈到演习的时候说，他的士兵平日演习可以长达六十小时，中间只有十分钟的小憩，“他们已经知道怎么睡觉，现在需要训练怎样保持清醒”。这种要求在我们看来未免过于极端，但其目的仅在于培养一种相应的行为能力。他讲的是日本精神控制术中公认的事实，也就是认为意志应当控制那几乎可以经受一切训练的肉体，而且肉体本身并没有一种可以自我良好发展的规则让人们可以不计代价。日本人的“人情”理论都是建立在这种观念基础之上的：当成为生命中十分严重的事情的时候，不论对健康如何重要，也不论健康是否允许，更不论肉体本身是否容许和能经受得住，肉体的要求必须服从于人生大事。一个人应当以勇于牺牲一切为代价，修炼自我，弘扬日本精神。
但是，日本人如此表述自己的观点过于武断。因为在美国日常用语中，“不惜任何自我修养的代价（at the price of whateverself－discipline）”的意思往往是“不惜任何自我牺牲（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sacrifice）”，而且有“不惜压抑个人”之意。美国人的理论是，男女自幼开始都需要经过训练而社会化，不论是外部强加的，还是内部形成意识的训练，也不论是主动接受的，还是由权威强加的。这都是一种压抑。被训练者对其愿望受到削减极其不满。他必须做出牺牲，并且反抗情绪不可避免地会被唤醒。父母在家庭中抚育每一代人的哲学——这种观点并不仅仅是许多美国精神学专家的见解。因此，精神学家的分析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来说确实有许多真理。孩子们到时候都“要去睡觉”，他从双亲的态度上就可以知道，睡觉也是一种自我压抑。在无数的家庭里，孩子们每个晚上都要吵闹一番，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他已是一个经过训练的美国人，虽然知道人“必须”睡觉，却仍然要坚持反抗。他的母亲还规定他“必须”吃的东西，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或橘子汁等，但美国孩子却学会反对那些“必须”的东西。他总结出，凡是“对身体好”的食品就一定是味道不好的。在日本，美国的这种惯例是绝对没有的，而在欧洲某些国家，例如在希腊也是看不到的。在美国，长大成人就意味着摆脱了食物上的压抑。作为成人，他就可以吃美味的食物，而不用再吃对身体“有益”的东西了。
与西方人关于自我牺牲的整个概念相比，这些有关睡眠和食物的观念，都是琐屑小事。西方人的标准信条是：父母要为孩子做出很大牺牲，妻子要为丈夫牺牲其事业，丈夫牺牲自己的自由换取一家生计。对美国人来说，一个社会可以不需要自我牺牲简直是不可思议，但实际上这种社会存在着。在这种社会里，人们都认为，父母亲会自然地疼爱孩子，妇女们喜欢婚姻生活胜于其它，肩负一家生计的人是在从事他所喜爱的工作，比如当猎人或花工。为什么提到自我牺牲呢？社会强调了如下解释，并且允许人们遵照这种解释而生活，自我牺牲的概念根本不可能被承认。
在其他文化中，凡是为别人做出“牺牲”的事，都被美国人认为是相互交换。它们或者被看作是以后会得到回报的投资；或者是对以前受之于人的回报。在这类国度里，甚至父子关系也是这样处理的。父亲对儿子幼年时的照顾，儿子应在父亲的晚年或死后给予回报。每一件事务上也都是一种民间契约，它往往要求双方对等，一方承担庇护的义务，另一方则承担服务的义务。只要对彼此都有利，哪一方也不认为自己承担的义务是一种“牺牲”。
第六部分第59节：自我修养（2）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者背后的强制力当然也是相互的，也要求在等级关系上彼此承担相辅相成的义务。自我牺牲的道德地位在日本与在美国截然不同。日本人总是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自我牺牲的说教。他们极力主张，有道德的人不应当把为别人服务看作是对自己的压抑。有位日本人对我说：“当我们做你们称之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觉得是自愿的，或者认为给予是对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做了多大牺牲，我们绝不会为自己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认为，这样是为了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应当为此得到回报。”像日本人那样以细致的相互义务作为核心来组织社会生活，当然不会发现这里面还有什么“自我牺牲”。他们极力推动自己去履行极端的义务，而传统的关于相互义务的强制力，则阻碍他们所持有的在个人主义竞争的国家中是极易出现的“自我怜悯”和“自以为是”的感情。
美国人要想理解自我修养的习惯在日本的状况，就必须对美国的“自我训练（Self－discipline）”概念施行外科手术。我们得把我们文化中“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和“压抑”（frustration）的概念周围所纠缠的赘生物割掉。在日本，一个人要成为出色的运动员就要进行自我修养，就像打桥牌一样，他完全不会意识到这也是“牺牲”。当然训练是艰苦的，但这是事物本性所导致的。新生婴儿虽然十分“幸福”，却没有能力“体验人生”。只有经过精神训练（“自我修养”）才能有生活得充实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去“体验人生”。这种说法通常被译作“只有这样才能享受人生（Only so can he enjoy life）”。修养能修炼丹田之气（自制力之所在），从而使人生更加广阔。
在日本，培养“能力”的自我修养的理由，在于它能改善其掌控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人们在修养初期可能感到难以忍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消失，最终他会享受到其中的乐趣，否则就会放弃修养。这一切正如学徒要在事业上充分地发挥作用，少年要学习“柔道”，新媳妇要很快适应婆婆的要求。所以在训练的最初阶段，那些不适应新要求的人想逃避这种修养，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的父亲就会教导到：“你希望是什么？要体会人生，接受一些训练是必要的；如果放弃修养，你今后一定不会快乐。如果这些后果发生了，我是不会袒护你不受社会非议的。”用他们经常用的说法，修养就是磨掉“身上的锈”。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它会使人变成一把锋利的剑。
日本人如此强调自我修养对自己有利，并不意味着他们的道德诫律时常要求的极端行为不是真正的严重压抑，也不意味着这种压抑会导致攻击性的冲动。美国人在游戏和体育活动中是能理解这种区别的。桥牌冠军绝不会抱怨为了打好牌而必须做出的自我牺牲，绝不会把为了成为专家而花费的时间看成是一种“压抑”。尽管如此，医生们说当一个人在下大赌注或者争夺冠军时，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切与胃溃疡及身体过度紧张不是没有关联的。日本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过，由于相互义务观念的强制力以及人们坚信自我修养于己有利，使得日本人容易接受许多美国人难以容忍的行为。他们远比美国人更加注意其所能胜任的行为，而不像美国人那样为自己找借口。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经常把对生活的不满归咎于他人，他们更不会因为达到美国人的所谓平均幸福（average happiness）而沉湎于自怜自惜当中。他们已被训练得比美国人更加注意自己“身上的锈”。
“圆满”是超越了培养“能力”自我修养的更高境界。日本作家的有关著作并不能使西方人很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