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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凇八╰ariki）”，即靠他人的帮助，亦即仁慈的上帝。有些教派，以禅宗为最，则强调“自助（jiriki）”。他们教导人们，潜力只存在于自身，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强潜力。日本武士们发现这种教义符合他们的性格，无论作为僧侣，或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施教者——他们都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通过禅宗修行来加强一种素朴的个人主义。禅宗的教义十分明确：“修禅所追求的目的，就是在自己身上可以发现光明，根本容不得半点的阻搁。要铲除路上一切妖孽，……遇佛杀佛，逢酋灭酋，遇圣屠圣，只有照此去做才能得救”。⑤
探索真理的人，不论是佛祖教导、祖宗经典还是神学，都不能接受任何间接的经验。“十二篇佛因缘经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研究它虽不能说毫无益处，却不能使顿悟的灵光一闪。有一本禅语对话的书中记载，一个新人求禅僧讲《莲花经》（Lotus of the Good Law）。禅僧讲得头头是道，弟子却失望地说：“这是为什么？我还以为禅僧您蔑视一切经典理论和逻辑体系呢！”禅僧回答说：“禅并不是一无所知，禅只是相信真知在一切经典之外。你并不是来求知的，你只不过是来求解佛经的罢了”。⑥
为了教给弟子如何“求知”，禅师们所传授的是传统的训练方法。训练既有肉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但不论是哪一种，训练者最后都必须在内心意识中取得一定效果。剑客的参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他必须经常练习只属于“能力”范围的基本刺剑动作，但他还必须学会“无我（muga）”。最初，他被命令站在地板上，全神贯注于脚下支撑自己身体的那几平方英寸地板。这块窄小的地板逐渐升高，直到剑客学会了立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置身庭院之中一样，那时他就得到“真知”了。他的心不再会因为有晕倒的感觉和摔交的危险而背叛自己了。
日本的这种站柱术只不过把人们熟知的西欧中世纪圣西蒙（Saint Simeon）派的立柱苦行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有目的的自我修养方法。它已经不再是苦行了。无论是修禅还是农村中的许多风俗习惯，各种身体训练都经过这种改造。潜入冰水和站在山泉瀑布下这类苦行修炼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存在。有的是为了锻炼身体，有的为了祈求上苍的怜悯，有的则是为了入定。日本人最喜欢的苦行是在天亮之前站或坐在冰凉剌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冰水洗澡三次，但其目的是锻炼自我意识，直到觉不出痛苦。求道者的目的是训练自己能够冥想而不受外界干扰。当他意识不到水的冰冷，在寒冷的清晨身体也不颤抖时，他就“圆满”了。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回报。
精神训练也必须同样恰如其分。你可以请教老师，但老师也不会对你进行西方意义上的“指导”，因为你从自身以外学到的不可能是有用的东西。老师可以和弟子讨论，却不会温和地引导弟子进入新的知识境界。老师越是粗暴，对弟子的帮助就越大。当老师突然打掉弟子刚送到嘴边的茶杯，或者把弟子摔倒，或者用铜如意敲打弟子的指关节，在这种冲击下，弟子就会像触电般地顿悟，因为这打掉了他的自满。在僧侣们的书中，这类故事比比皆是。
“公案”是师父们为使弟子努力开悟而最爱用的一种方法，字面的意思就是“问题”，据说有1700多个。禅僧轶事中说，有人为解决一件公案竟费时七年之久并不足为奇。“公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得到合理的解决。比如“设想一只巴掌怎么能拍响”，或者“思考自己没有出生时母亲分娩时的情景”，以及“背着尸体迎面向我走来的是谁？”，“向我走来的人是谁？”、“万法归于一宗，那一宗又归于什么地方呢？”。在十二、三世纪以前，此类禅语曾在中国使用过。在引进禅宗的同时，日本也引进了这种参禅方法。但在中国，公案没有生存下来；而在日本却成了达到“圆满”的最重要的训练手段。禅的手册中非常重视公案。“公案中包含着人生的困境”。他们说，思考公案的人就像“被赶入绝境的老鼠”，“吞烧红的铁球”的人或“想叮铁块的蚊子”。他加倍地努力，横在他的心灵与公案之间的“观我”屏障终于被除去，犹如一道闪电，“公案”与心融为一体，他就顿“悟”了。
第六部分第62节：自我修养（5）
读了这些描写神经紧绷的努力后，如果再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精力所得到的真理，你会感到失望。例如，南岳（Nangaku）花了八年时间思索“往我来者何人也？”最后，他明白了。他的结论是：“即使此地有物，也随即失去（Even when one affirm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hee； one omits the whole）”。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可从以下数句问答中窥见一斑。
徒问：“我怎样才能避免生死轮回？”
师曰：“谁使你受到束缚？（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上？）”
他们说，他们学的东西，借用中国一句谚语，就是“骑驴找驴”。他们要学的重要的“不是渔网和陷阱，而是那些用工具来捕捉的鱼和兽”。借用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他们学的皆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天目，现有方法即可解决问题。一切皆有可能，无需借助外力，只需自食其力即可。
公案的意义不在于这些真理追求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如何考虑探索真理，因为这些真理与全世界神秘主义者的真理是一样的。
公案被称作“敲门砖（bricks with which to knock upon the door）”。“门”就装在未顿悟的人性的周围墙上，这种人性不但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是幻想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进行褒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有切身体会的“耻感（haji）”。一旦把门敲开，人就进入自由的天地，人就把砖弃之一旁，再也不用去解答什么公案了。功课已经修完了，日本人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他们拼命钻牛角尖，“为修行”而变成了“咬铁块的蚊子”。直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在“义务”与“情义”，“情义”与“人情”以及“正义”与“情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了一条出路并且获得了自由。他们首次充分“体验”人生，他们达到了“无我（muga）”的境界。他们的“修炼”成功地实现了“圆满”的目标。
禅宗的权威铃木（Suzuki）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迷境界”（ecstasy with no sense of I am doing it），“不用力”。⑦“观我”被根除了；人的“失我”，就是指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观察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一分为二：行事者和观察者。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行事者（真我）要求摆脱（观我者）束缚”。而当“悟”时，弟子发现，既无“观我者”，也无“作为不知或不可知之量的灵体（no soul entity as an unknown or unknowable quantity）”，⑧只有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生如果变换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具体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性。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个人受到严格的训练去观察自己的行为，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论并据以判断自己的行为。他的观我者极易受伤害。一旦进入灵魂的入迷境界，他就根除了这个易受伤害的自我。他已经意识不到“他正在作（he is doing it）”。这时，他就觉得，和习剑者可以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而面无惧色一样，自己的心性已修炼好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和武士都是通过这种类似的训练来达到“无我”境界的。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infinitude）”，而是不受干扰的对有限的美明晰的感觉；或者学会调整手段与目标，用恰到好处的努力，刚好达到目的。
第六部分第63节：自我修养（6）
即使完全没经过训练的人也可能有一种“无我”的体验。在欣赏能乐和歌舞伎时，一个人陶醉于剧情之中，也可以说是失去了“观我”。他手上满是汗水，他感觉这就是“无我的汗”。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以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当高射炮手全神贯注瞄准时，他消失在周围的世界里，同样会渗出“无我的汗”并找不到“观我”。凡是身处此种状态的人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例子，都达到了最高境界。
以上概念有力地证明了，日本人把自我监督和自我监视变成了沉重的负担。他们说，一旦这种牵制消失，就感到自由并且很有效率。美国人把他们的“观我”与内心的理性原则当作是一回事，并以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而自豪。日本人却要靠进入灵魂入迷境界，摆脱自我监视的束缚，才有去除千斤重担之感。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向心灵深处灌输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极力辩解：当心理负担消失时，人的意识会有更加有效的境界。
日本人对这种信条的最极端的方式（至少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他们高度赞赏“就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如果照字面翻译成西方语言，就应该是“活死尸”，在西方任何语言中，这句话都是一种厌恶的表达。我们讲这句话，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自我已经死去，在人世只空留一具躯体。日本人讲“就像死了一样而活着”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满”的境界。他们常把这句话用于日常鼓励。在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少年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很容易通过考试了。”在鼓励进行重要商业交易的人也是如此，他的朋友会说：“就当已经死了。”当一个人陷入严重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