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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全是铜，铜是挺值钱的东西，一斤在当时能卖二元五角钱，这种东西在正规的车间厂房里都应该是由专人保管和入库的，但是在那个厂子的管理较差，很多铜的边角料就散在地上。陈启在那里干了几天，发现地上经常散着一些铜，于是动了脑子。他当时总是穿件特大的工作服，每天下班时，就把几块散铜装在衣服里，夹在腋下走。他每次只拿一点点，让人从外表看不出来，攒多了他再去卖。陈启在那里实习了一个月，偷走了十几斤铜，后来这事被人发现了。有一次陈启在往外走的时候被厂子里的师傅叫住了，从他的身上搜了出来，当时这事在学校内部闹得很大，校方找到陈启，要开除他。这事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听说有一天夜里陈启的父亲找到了校长，在他家门口跪了一夜。陈启最后被记了过，没有被开除，从那时他就一蹶不振了，在各种校方的公开场合再也没见过他。这件事是怎么败露的，陈启一直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他怀疑，这事坏就坏在他那个看起来傻乎乎的同伴身上，他平时不声不语的，但一直把陈启做过的事看在眼里。后来陈启认清了一个理：当有好处的时候不能独吞，要注意身边的人，分一点点堵他们的口。
我和你说了这么多，并不想毁陈启的人品，只是想说明一件事，陈启是一个爱占小便宜和动小心眼儿的人，而这，后来毁了一个家庭。
我和陈启谈恋爱的时候根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有看到他的这些小毛病。我是一个好面子的人，我如果认定了一件事，宁可自己和他一起毁了，也不会让别人看笑话。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纵容了陈启。
我们第一次约会是在校园办的一次舞会上，那是陈启刚落选学生会主席不久的一次活动。那天来的人很多，大家互相约舞伴，我不大会跳这个，就一直在那里坐着，有人想约我，都被我婉言谢绝了，陈启突然就上来了，他约我。我连想都没想就和他下了舞池，我不是很会跳，陈启在这方面是个好手，他就耐心地教我，那天我的手心全是汗，脸上也全是汗，我一紧张就出汗，而且出个没完，把脸上的一点淡妆都冲下去了。我很难为情，和他跳了一个舞就假装说自己很不舒服，走了。临走时，陈启送我到门口，突然从身边拿出一个手帕，说：“新买的，没用过呢，给你擦擦汗吧。”
我后来把那个手帕洗过，再也没有用过。那是一个粉色的手帕，印着两只小猫咪，在一棵小树下打盹，很雅致。这个手帕后来我要还给陈启，他没要。我们从那时开始就接触了。陈启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我说过，他的口才很好，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是后来没有任何人能带给我的。
陈启偷铜的事被学校曝光后，他情绪特别低落，一周也没有见我。后来我找他，他在学校的小湖旁，低着头，说自己没脸见人，想死。又告诉我，一直想弄点钱给家里寄去，他父亲供他太不容易了，陈启那天讲得很动情，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能一个劲儿地安慰他。后来陈启提出和我分手，他说他不能让我和一个已经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在一起。我当时很感动，激动地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我后来才知道，陈启这个人是很有心计的，他这是以退为进，用这种方式作为一种挽回局势的手段。但在当时，我却是一直在鼓励他，我说我相信他是一个能不断取得成功的人，我会见证他的成功，陪他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的，陈启当时感动极了，我们吻在一起，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有一种爱与尊严一起陨落第12节 丈夫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们在毕业一年后结了婚，陈启和我分到了同一个单位，在区建设局工作。我在办公室当文秘，陈启在规划科搞工程项目。陈启受到上大学时的教训，最初一直非常谨慎，他们科里有很多油水的，但是在这件事上也有很多人因为吃拿卡要被整了下来，陈启很小心，他和科长的关系不错，这个不错的原因是陈启比较善于和科长交心，每当有个什么工程来的时候，他总是一五一十地把所有的情况都跟科长汇报，而科里的其他人却不这样。慢慢的科长很信任他，他后来也就在这个单位站住了。
我和陈启一开始住在单位分的一个一居室里，那里面没有厕所，没有厨房，自来水也是定时供应的，很不方便。我记得那时陈启说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是不能要孩子的。但是有一次我们一个不小心，我还是怀孕了，陈启要我做了这个孩子，但是我不答应，那天我们激烈争吵了一次，陈启妥协了。
孩子出生后，陈启觉得压力很大，其实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是不差的，就是住房紧张一点。但是陈启却认为这些给孩子远远不够，陈启在结婚的头几年里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而且他也喜欢孩子。这曾让我非常欣慰。
但是陈启不满足现状，他后来想做买卖。坦率地讲，陈启对钱的兴趣在经过几年的压抑后一点点又暴露出来了，我是知道的，而且我并没有反对。我认为一个男人对金钱的热爱，也正好能说明他是一个不断追求生活质量的人，再说，在内心潜意识里，谁不希望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呢？
我们居住的这个内陆城市，比沿海发达城市要落后一些，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居住的东区的公用电话亭很少。当时，电话还并不普及，陈启去北京出差回来后，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想在这块地方开一个可以集中打电话的“电话吧”，这个想法很快就落实了。陈启认识邮电系统的人（那时邮政与电信还没分家），没费什么事就办下来了。他租了一间小屋，屋里有几张有隔断的桌子，桌上摆着十几部电话，屋里还卖水和饮料，现在这种“话吧”到处都是，但在当时，却是独一家。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事还上了报纸。那个公用电话亭一度曾经很火，这个开先河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陈启做生意的热情。也让单位的领导和职工们对他另眼相看了。
我和陈启在那两年，都在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我上班三年后，凭着学历、自己的努力，当上了厂办室副主任，说是副主任，其实就是个打下手的。而陈启他们科的那个科长后来成了公司的副总兼工会主席，管三产工程，一九九四年，公司将职工浴池拆了，重建，然后对外开放，陈启因为开电话亭事件，而被公司视为能人，于是，这个浴池承包给他了。
陈启在那时候很得意，其实他对于金钱的热爱还是超过了仕途的诱惑的。我对此是有所担心的，我认为陈启走的还不是个正道，我还是认为陈启应该在主业上加把劲才行，但陈启那时已经被发财的念头冲昏了头脑了，他一门心思想把浴池开好。他在社会上打广告，招了很多职业的足疗和搓澡工人，还准备购置一些桑拿设备，所有的这些，都是他在去广州考察时“引进”的先进经验。
我们的儿子兵兵那时刚刚七岁，上一年级，陈启是很喜欢孩子的，他们经常在每周日一大早就去登山，以前陈启不管多忙都要抽出时间来和儿子呆一天的，但是自从陈启经营浴池后，就再也没有这个节目了，我们经常一整天看不见他。
陈启后来在社会上认识了一个叫陆忠的人，他们成了酒肉朋友，这个叫陆忠的人是经营洗澡设备的，像喷壶、水箱和整套的桑拿设备他们都卖。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多少也知道一些，陈启承包这个浴池，大部分收入要交给公司，自己可以截留一小部分作为周转之用，年底有提成，这留下的一部分里是很有油水和说头的，而在购买材料费用上也有猫儿腻，陆忠将洗澡设备以市场均价卖给陈启，但实际上，陈启交的钱数与发票上开的钱数是不一样的，陈启将这一部分差价自己吞了，那时候，我明知这是怎么回事，可没想过阻止陈启，我当时想的就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就是这样的，陈启做这事也是为家。
一九九四年以后我们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了，单位按照职称分房子，我是中级职称，分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房子，而那一年，陈启的电话亭和浴池都走上了正轨，家里开始有了一定的积蓄，日子渐渐好起来了，装修房子的时候，陈启发了狠，选的料都是市场上最好的材料，什么胡桃木什么的，那两年我们生活得心满意足，意气风发。
乐极生悲，一九九七年，陆忠拉陈启做木材生意，那一次陈启投入了两万，数量不多，一个月后，货到位，他们一共赚了三万多块钱，按配股，陈启分到了五千元，他尝到了甜头，第二次，陆忠又拉他倒第二批货时，他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但是这一次有了问题，陆忠想做一宗大的，他要陈启垫十万块钱，否则这一股就不加他了。
我丈夫，不，准确地说是我的前夫陈启，是一个聪明的人，直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他聪明，但聪明得有些过头了，这是他的悲剧。他太急于求成，想赚这笔钱，但是他又很聪明，他知道家里有三万多存款，这点钱只是杯水车薪，而且他压根就不想动自己的老本。于是，他就做了一个聪明过头的人都会做的蠢事，他挪用了公款。
这件事的结果和你们猜想的一样，这笔钱赔了。赔了的原因不是这个生意出了问题，而是陆忠，他拿着陈启和另一个股东集资的三十万块钱，跑了。
陈启在那段时间被隔离审查。他所有的账目都被拿走了。有天晚上，陈启一个人坐在家里喝闷酒，喝着喝着，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我看着他的样子，心里不好受。陈启突然问我：“青，要是我进了监狱，你还会要我吗？”我一听就哭了，我说没那么严重吧，可是我心里真是很没底的。
陆忠也并不走运，一周后他就被警察抓住了，他挟款逃走的原因是因为赌，他把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