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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非常兴奋地说：“这可是发大财的好项目。”他接着说：“未来五年中国肯定进入一个风味小吃的时代。”
我说：“晋总，应该是快餐加营养的时代。”
晋总停了一会儿说：“也许你是对的，应该是快餐加营养的时代。”
眨眼工夫，两个小时过去了。宴席结束了，我一直把他们送到大堂门外，他们三人，每人一辆小车，晋野开的是奥迪。现在有车族多了，开车是极其普通的事情，可在90年代初，真正的大老板才会有辆小车的。我非常羡慕他们，因为，当时我虽是杜康的副总，可上下班只能骑着破烂不堪的摩托车。酒店职员们都管它叫“拖拉机”，因为噪声太大，不知道的，还真的以为“拖拉机”来了。
晋野把车停到我身边，打开车窗对我说：“跟我干吧，我让你出任郑州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20天之内走马上任。”
话音一落，开着车走了。等我回过神的时候，他的车已消逝在茫茫夜幕之中了……
那一夜，我的心情非常不平静，我们谈话的场面历历在目。
“跟我干吧，我让你出任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这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 其实，在见到晋总前两个月，刘源副省长也给晋总写了一封让我出任郑州亚细亚大酒店总经理的推荐信。至今我还保留着，从未交给晋总看过。
音乐和哲学给了我创业激情
这些年来，人们经常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乔赢！你的创业激情到底从何而来？你为什么对事业那么执着？坚定？答案是——音乐和哲学给了我人生的动力和激情！
我发现，迄今为止，“音乐”是人类最神秘的东西。有人喜欢音乐，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往往从小开始的。比如，5…7岁的时候就自发地酷爱音乐，酷爱一种乐器，根本不是父母的“耳提面命”。
下面我讲一段自发喜欢音乐的故事。
6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小朋友去母亲单位玩，突然被办公楼里传来的一种乐器声音所吸引。这是什么乐器？那么好听，简直把我给迷住了！我顺着美妙的音乐走过去，走到一间屋子门口。房门关着，而我非要看看这是什么乐器，是谁在演奏不可。门上有个窗户，我让其中的一个小伙伴蹲下，我站在他肩上，其他几个小朋友扶住我，慢慢地我爬到了窗户上，认识了这个乐器：二胡。
从那以后，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拥有一把二胡。到了7岁那年，我舅舅从新疆回许昌，他会拉一点板胡，得知我喜欢二胡，花了5块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我高兴极了！在舅舅的指点下，我就开始苦练。
10岁那年，我自己拜了一位名师。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一天早上，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到墙上有个平顶山煤矿文工团首次来许昌演出的海报。这个团是由中国煤矿歌舞团组建的，他们是从北京下放到平顶山工作的。让我惊喜的是，海报上有“二胡独奏”，演奏者张启瑞。我决定不上课了，去这个剧场看看。我从8点一直等到10点，他们终于开始排练节目了。一到二胡独奏，我马上跑到最前排，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奏员，看他是怎么运弓、怎么换把的……演员们排完节目都走了，我没有走，决定一直等到晚上看他们的正式演出，这样就可以看个免费音乐会了。
我一个人躲在剧场里，中午饿了，就把自带的学生午餐给消灭掉。晚上看演出时，我跑到后台站在二胡独奏员的旁边，看他练琴。
他们在许昌共演出三场，连续三天我都是如此。
在“文革”那个年头，学校是非常乱的，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老师不管不问。教室与教室的墙常常被坏学生挖一个洞，刚开始是个小洞，慢慢就变成了可以过人的“门”了。上课时，两个班的同学开始用弹弓对打，闹得老师不敢讲课，学生不敢听课。所以，我三天不去学校，根本没人过问，刚好我可以专心学二胡。到了第三天晚上，我又照常蹲到了这位二胡老师的身旁，他一下子把我搂到怀里，问我：“你喜欢二胡吗？”
老师的这个动作，把我激动坏了，甚至激动地话都说不出来了：“是的——我——太——喜欢——二胡了。”
老师接着问：“你多大了？”
“10岁。”这时我才稍微平静一点。
“你会拉二胡吗？”张老师带着疑问的眼神问我，我告诉他，我7岁就开始学了。
他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钟来剧场二楼找他，我兴奋极了，第二天不到8点就到了剧院。大约10点时，张老师以及他们团里的钢琴演奏家一起把我领到二楼一个很大的房子里，有很多演员都在这里等着看热闹。他们全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自己要来拜师学琴啦！
说来奇怪，面对这个场面，我一点也不害怕。刚一坐下，张老师就递给我一把琴，我拿起二胡就拉了一段当时最流行的、也是我最熟悉的曲子——《子弟兵和老百姓》。听完以后，在场的老师们都为我鼓掌，接着就是你一言、他一语，问长问短、问这问那。只有张老师默默无声，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记得当时那位钢琴老师还测试了我的节奏感和音准。张老师把我送出剧场门口时，突然对我说：“你想跟我学二胡吗？”
听完这句话，我激动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好像要跳出来似的，憋得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勉强挤出了一个字：“想” ！！！
一个月后，我到文工团找到了他。他高兴地几乎把我给抱了起来，我也兴奋的热泪盈眶……
师从张启瑞以后，我练琴越发刻苦，每天都能自觉练琴四个小时以上。有时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我经常会加上弱音器通宵达旦地苦练。
记得有天晚上，我在河边全神贯注地练琴，完全忘记了时间。当我发现有很多人从我身边经过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已经到第二天早晨，我该回家了。
一旦你喜欢上了音乐或苦练一种乐器后，你的求知欲就会从天而降。
说也奇怪，也许是音乐的作用，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在学校里就有不俗的表现，经常让老师们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我在班上绝对是个“调皮鬼”，总爱搞些“恶作剧”影响别人上课。老师为了对我进行惩罚，常会突然把我叫起来回答疑难问题，我总能让老师满意得吃惊！后来，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遇到全班都回答不了的问题时，老师只好无可奈何地拿出他的“杀手涧”，让我来做“表演性”回答。我的成绩总在全学校数一数二。
于是，有些老师开始纳闷：为什么一个课堂上从不认真听课的孩子，成绩总是全校数一数二？
其实，答案很简单：我从小就有自学的习惯。一本新教材，老师刚讲个开头，我就自学到尾了。个别实在看不懂的地方，就在课堂上认真听老师讲，一听懂，就开始和班上的“坏同学”们捣起乱了。
到了小学四年级后，我突然变成了乖孩子，不跟“坏同学”们一起玩了，可是总觉得教材让我吃不饱，想多读一些课外书。一天，我决定向数学老师借一本难度大一点的数学书。
她非常惊讶地问：“你为何不好好学习教材呢？”
我告诉她：“教材太简单了。”
老师听了我的回答，真有些吃惊，当时教材刚学了不到1/3。她把我带到办公室，一口气出了二三十道还没讲过的数学题，我全都做对了！
老师满意地笑了。她把读师范学校时用的教材借给了我。
12岁时，我的求知欲更加强烈了，整天要我妈给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当时家里很穷，实在没有钱买书。于是，我决定靠自己的力量买。
我采取了两种措施。
措施一：不吃任何零食，存下所有零用钱。为了多存钱，我动员了我的两个妹妹帮忙，尤其是我小妹，她是我们兄妹三人中“最有钱的人”，因为她颇受父母宠爱，经常手头上会有三分五分的买冰棍钱。她对我很好，五分钱买个三分钱的冰棍，经常会想着老大，让我咬一口冰棍，品品美味，同时还把剩下的二分钱交给我。我每每拿到这些钱，就像获得了宝物一样，放到衣兜里，一会一摸，生怕它会不翼而飞。
措施二：干活挣钱。我家住在汽车运输公司院里面，经常有装车、卸车的“买卖”。如果找到一个好买卖，一次就能挣个三、五元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找到一个大活儿：卸一车煤挣5元钱的“大买卖”。在70年代，5元钱足可以买一大堆书呢。
可是，司机叔叔嫌我太小，说啥都不让我干这个活。我再三请求，他就是不答应。当他知道我是为买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才来干这个又重又脏的“卸煤车”活时，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他送了我一套《十万个为什么》，我高兴极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一年后，我们竟成了忘年交，40岁的大人与一个13岁的小孩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像《矛盾论》和《实践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我们最爱谈论的话题，有时一谈就是一个通宵。
我认为，在少年时期，能读一本好书，往往会影响人的一生。
记得我13岁那年，妈妈送给我一本胜过任何礼物的好书——《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本书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观。
妈妈给我这本书的时候，悄悄告诉我，这是从一个“反革命分子”那里借来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这本书，似乎要把这本书的每句话、每个观点全都吃到肚子里。在我看来，书中的每个字，都像美妙的音乐，永远在我的记忆深处歌唱。它给了我人生的启迪，它让我对知识，对几乎是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有一种无限的向往和渴望。我简直想要“吃”掉人类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书：数学、生物、天文、哲学、医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