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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就滥交了怎么着，你怕我不再有美丽的容颜么？……”对此，春树是这样解释的：“想写就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绝对不考虑慢慢写的叮嘱与忠告，任何高贵、经典、文本、抒情、意境到了我们这统统失效，用但影的话说就是——当下我们玩诗。”这话看似随意崇高，实则是在为自己推脱，有尊严的创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春树的这种放纵式的“想写就写”其实是一种危险的方式。
把身体和日常生活当作写作的全部经验和存在终极，拒绝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写作，在当下已经成为一种风尚，并有着泛滥成灾的趋势，一如今年夏天强壮的暴雨。
其他：我和诗人春树关于春树的诗歌，我曾在网上有过这样的调侃：当我看到《长达半天的欢乐》第122页中部的一段话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旁边的哥们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拢了过来，问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向他们展示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太聪明太不坚定了，你什么都想要。你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谁也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其实我想的很简单，我觉得衣服是美丽的，我也是美丽的。战死街头是有勇气的，穿一条美丽的内裤也不妨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看完之后，他们除了对“美丽的内裤”表示了稍微的兴趣之外，认为这段话没什么稀奇之处，而反观之，我刚才莫名其妙的大笑却显得格外傻逼！我不置可否，只是从书架里抽出一本马铃薯兄弟编选的《中国网络诗典》，默不做声地翻到第22页，指给他们看一首春树的诗歌《我想在年轻的时候，写一首有力量的诗》，全诗如下：一个人说我太不像话了他说你既想战死街头又想去国贸买衣服你怎么这么不坚定啊我只知道衣服是美丽的我是美丽的我的青春是有价值的你的也是随后，他们空前一致的大笑，并极力夸赞中国新生代诗人的伟大与高尚云云。
我想，在这个时候再说什么诗歌的意境、流派以及诗歌的语言形式之类的东西都是不合时宜的，你说呢？
之后，春树姐姐毫不客气的对我说：“您不懂诗，活活把一首好诗当成烂诗，是您的错误更是您的不幸。上帝保佑，让我看到您的苦而不是恶。”
对此我无言以对，我只是在想，如果诗歌已经沦落到了用懂与不懂来衡量的时候，那才是我的不幸呢。
诗歌的自由就在于它的没有定式，但这并不能成为某些人随意对待诗歌的借口，依前所述，我只是小心翼翼的指出春树那种对诗歌并不负责的态度。不管我是否真的恶。
也许，诗歌 不容易让人读懂的，或者我对诗歌的理解与春树是不一样的，这可以再讨论。只是春树如此强硬的态度很令人生疑，让人感觉这无非是用诗歌的理解黑洞来掩饰自己小说和其他文字的苍白、空洞和浅薄，因为一个写诗的人，往往被认为很有思想。
结语说了这么多，觉得有些疲倦了。我常想，有些人，只是生活就好了，何必非要写作呢？！所以愿上帝也保佑，保佑那些非要写作并且非要在写作上折腾出点名堂的年轻人们！
残酷青春是一面旗“残酷青春”的红旗还能扛多久？任何口号重复两遍都会变得乏味。表像化的写作、浮光掠影式的流水账，离真正的文学写作还有多远？当《时代》杂志以一双泛政治化的眼睛给春树等少年作家打上性和政治的印记时，“80后”史上一场最可笑的闹剧开始了……
对于春树，我首先想引用我的偶像夜X同学的话：现实便是如此：像春树这样，一边身穿肚兜搞签售一边说着“卫慧的乳房是硅胶”的作者，被用“可敬”来形容；而一个作者像周嘉宁、苏德那样严肃沉稳地创作着小说，树立了崇高的目标，抵制着种种诱惑，却换不来一声“可敬”，也没有人对这一情况本身说一句“楸心”。80后一代女作者所面临的受众环境的恶劣，由此可见一斑。评论界因其对此的不作为，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句话构成了我对春树的最初印象。
关于春树的文字，有时候很难让人从平静客观的角度去评说，在这几年来，也一直是毁誉掺半。在我读到《北京娃娃》的同时，我混迹的几个音乐论坛里已经有人在对她进行不知疲倦的征讨了。各种八卦的消息，带着肉欲的气息在网上浮动。
盲目的奋不顾身，暖昧的女性写作关于春树的评论在网上最容易见到的就是沈浩波的大作《盲目而奋不顾身——读春树长篇小说》，前面所引夜Ｘ的那段话，其原典正出自于沈氏的这篇文章：“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着一种奋不顾身的生活，并且一直写着奋不顾身的文字，这无疑是可敬的，也令人揪心。”同样是在这篇文章里，不断涌现出了“血肉横飞”、“坎坷孤独”、“咄咄逼人”之类让读者感到惊心动魄的词句。无疑，这是篇很煽情的文字，在后来林林总总的评论中，这篇文字起到了檄文般的作用。
然而正是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规律——一部小说的份量往往取决于小说文本之外的东西——的应证，我们很快看到，《北京娃娃》所标榜的“半自传体”和“奋不顾身”，使得针对这部小说而来的大大小小的批判多少显得有些暧昧和模糊，对小说的批判不经意间都被引向了对作者本人生活态度的攻击上。这或许是作者自己所不愿意的，却也说不准，或许这也正是作者及其身后的商业力量有意诱导的。地球上的人都知道，这样的标榜和宣传正是吸引眼球的终南捷径，既可以让出版商满意，更可以给作者带来其渴望的口红、衣服和虚荣心的满足。
而春树也的确任由这暧昧和模糊继续着，在一些媒体访问中，记者们反复强调的也是她的生活态度，而不是文字本身。这样的宣传几乎把春树的生活和她的小说等同起来，让人产生一种只要花上十几块钱，就可以安稳、安全地坐在家里深入参观一个特殊青年群体的全部生活的错觉。这种有意的误导把春树塑造成了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也因造就了春树小说的市场：一类读者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种抱着猎奇心态的人，而另一类读者则是把春树引以为同类或者心怀向往的青少年。
经过“美女作家”和各种各样的“隐私”洗礼之后，人民群众已经尝到了甜头。不过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糊弄大家也是不对的。这是个求新求变的时代，出版界也不例外。春树的《北京娃娃》就是夹杂了青春小说、隐私小说、美（少）女作家这样的几个卖点隆重上市的。那个年月郭敬明还没火，青春市场上就韩寒一枝独秀。“残酷青春”的口号一出场就吸引了太多人的目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青春文学一直沉浸在个人琐碎生活的述说里面，热衷于描写现实的疏离和破碎的梦境、成长的困惑和不知所措。春树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避开了韩寒所擅长的调侃和黑色幽默，把笔对准了成长中的困惑、怀疑、沮丧。
但是你从春树的文字中看到了什么？
我的初三是甜蜜的、红色的、破碎的，莫名其妙又昏头昏脑，非常具有戏剧色彩。我有许多专属于初三那年的朋友，过了初三，他们就统统不见了。他们只属于我那永远长不大的初三。
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如此年轻，内心是空虚的，这是漫长的冬天，这是阴冷的冬天，如此年轻，内心是潮湿的，我坐在窗口，看着你枯萎，我没有希望，内心是潮湿的，我在等待你的到来，我在等待你抓住我，我在等待你的到来，内心是潮湿的，我没有希望，如此年轻。
我总是分不清梦想和现实的区别。那些绝望的往事，每一件都是致命的，我在性格方面是无可救药的。
我的愤怒无法遏止。我被彻底击垮了。
一种显而易见的表像化，热衷于虚妄的情绪，一味地堆砌感性直观，想到哪说到哪。她过于急切地想表达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合的沧桑和隐痛，却在叙述上浮光掠影。
在80后较为有名的女性写作者中，春树和张悦然算是代表了女性个体写作的两个方向。说得简单点，张悦然是“我看世界”，在她笔下带有她自己的强烈主观色彩，所描绘的世界是经过变形处理后的迷幻世界，她的人物基本如同活在梦中，尽管语言华美却略略的显得重复而虚幻。春树则是“世界看我”，她如同把自己的生活剖开了，向读者展示其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心理历程。但在这一点上春树也并没能走出太远，她没能像她的前辈比如林白、棉棉那样，仅仅把叙述作为骨架，来表现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生命意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她生活经历的不足。通常来说，文字跟年龄并没有强烈而本质的联系，特别是在写作者到了可以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年龄之后。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众多作品中，春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强烈的追问意识，没有对生活的质疑，往往只是即兴的表达，或是把“我”对生活的放任自流，把固执的个性，发挥到极端。
尽管是写特殊的，甚至有点惊世骇俗的体验，先抛开写作的技巧和意识不谈，春树在写作态度上的严肃性也是远远不够的。当时那些出位的宣传只是让春树名噪一时，但是如果不纠正这种随心所欲的写作态度，若干年后，春树和林白这样的写作者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当年的卫慧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一些优秀的女性作者，都喜欢从一个都市少女的个人体验中，伸展出对无语性别群体的生存体验的触摸，而并不在于暴露女性的隐私。戴锦华在《个人和女性的书写》一文中谈到这个观点。上一代那些杰出的女性写作者，虽然不少人在叙述故事方面都驾轻就熟，但她们更看重叙述引发的思想和情感，而不仅仅是拉拉杂杂讲完一个故事就了事。小说语言的魅力，归根到底还取决于其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