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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更进一步的，便还要愿他比自己更好，就是进化。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倘如旧说，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
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的意思很清楚：爱是利他的，是无条件的；爱是给予而不是索取，不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买卖，爱纯出于天性，出于自然，出于非自觉，一觉到便是在“施恩”，便是为我，便不是爱了。这个道理孟子不是早就说过吗，“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王阳明也讲过：“舜常自以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记得舜是我提孩长的，今何不曾豫悦我……舜只思父孩提我时如何爱我，今日不爱只是我不能尽孝，日思所以不能尽孝所以愈能孝。”《传习录》下。老子有言：“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圣人不私自积藏，而是尽量帮助别人，自己反而更充足；尽量给予别人，自己反而更丰富。）这是一种最伟大的爱的表现。
可见我们的古人是很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早有“至善本无善”，“无善而至善”之说。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又说“大道废有仁义”。苏子由注说：“大道之隆也，仁义行于其中而民不知。”《老子翼》。荀子也有“其善者伪也”之论。行善而知其善，且以善名之，这是有意为善，有意为善就是“伪”了。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意思是“天地生万物，圣人养百姓”，并非“有心于物，有心于人”，而是出于自然本性，完全是无意识的。“虽未尝仁之，而仁亦大矣。”同②。《庄子》进一步发挥老子的思想，提出“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并反复申述。
“利泽施乎万世，不为爱人。”
“（jī饥）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大宗师》。
“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功迹广被天下却像和自己不相干，即不归功于自己。）
“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徐无鬼》。（圣人包容天地，泽及天下，而人民不知他是谁，有心求取伟大倒不足以成为伟大，何况是修德呢。）
一、变态表现之一：人我不分，物我一体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3）
“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可喜也终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圣人之爱人也，人与之名，不告则不知其爱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其爱人也终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则阳》。（生来美的，人给他镜子，如果人不相告便不知道比别人美。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像是有所闻，又像是无所闻，他的欣喜是无止境的，人的喜好他也无止境，这是出于本性。圣人的爱人，是人们对他的称道，如果不相告便不知道他是爱人。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像是有所闻，又像是无所闻，他的爱人是无止境的，人之安于他也无止境，这是出于本性。）永远无止境地爱人而自己却如生而美者不知道自己很美一样，不知道自己在爱人，而仍无止境地爱人，这才是最纯洁、最崇高的爱。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行的是仁义却不觉得、不认为自己在行仁义，这才是真正的仁义。总之，以上所说就是大爱不爱、大仁不仁，或不仁之至乃大仁之至，如此说来，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被批判了多年的话，也可以重新理解了。“由之”是非自觉的，“知之”是自觉的，真情至性是非自觉的，一旦自觉就不是真情至性了。孔子的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道德体验和审美体验。从教育观点看，更是至理名言。教育者不应以教育者自居，自觉到自己是在教育人，致使被教育者觉得是在受教育，因而伤害了被教育者的自尊。这样的教育一开始就失败了。教育者应出以爱心，以平等态度对人，不带有明确的教育者的自我意识，这样，被教育者才不会觉得是在受教育，这样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其实质是对人的爱——这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精义。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征引西方一些学问家们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了。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说：“伟大的人物并不知道他的伟大……他之所以做了他所做的事，因为他非做不可。”《爱默生集》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53页。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Tcarlyle）说：“渊深、伟大、真实的‘诚’是一切带些英雄性人们最重要的素质。这并不是那种自称谓诚的‘诚’……决不是的，这样子的东西是极卑劣的；——只是一种浅薄虚夸意识到的‘诚’；大半只是骄矜而已。‘大伟人’的‘诚’是他自己不可言说的，是不能意识到的；并且，他反意识到了‘不诚’。……所以大伟人决不自夸他的‘诚’，简直不会这样想，也许连责问自己诚不诚也不会的。我可以说，他的‘诚’并不靠他自己，他是无可奈何地必得要‘诚’……他的心灵是这样造成的。”“我们可以叫他‘诗人’、‘先知’、‘神’。”《英雄与英雄崇拜》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第69—70页。
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对自发性更有详尽的阐述。他说：“那种最高和最好的东西不是由理性发明的，不是根据意识的规则制作的，而是一种无意识的成长的结果。这对于善和对于美都是如此。美的东西并不是由理性的思维根据美学的规则构想和制造出来的。善的东西和完善也同样不是根据伦理学的规范设计和制造的。
一、变态表现之一：人我不分，物我一体 10 “由仁义行，非行仁义”（4）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无意识地被天才领悟和创造出来的。美学在这一过程中并不发生什么重要作用。所以，道德的天才、‘美丽的灵魂’也是可靠地受着本能的指引……而无需不断地思考道德的法则。美学和伦理学的规则并不具有一种天生固有的推动力，……它们不是创造性的，而是限制性的。在艺术品或道德行为的产生过程中，规则并不一定要出现在意识中，更不是一定要占据注意的中心；实际上这倒会妨碍和扰乱有机生长的过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当我们在写作时，如果老是考虑拼写的规则，我们就会变得困惑不安和犹疑不决。回答一个字怎么写的问题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无意识地写出这个字。同样，许多人在决定一个道德问题时，实行一个行为要比思考它更有效和更带确实性。正像歌德说的：
“‘所有我们最好的努力都是在无意识的活动中取得成功的。’
“因此，公正的人们不会根据一个人是否对义务考虑过很多和是否意识到以义务为动机来确定他的道德价值。特意计划的道德品格很容易带上某种‘故意性’——在我们把它跟自然的气质相比较时，对它会产生一种反感。……义务的感情可能防止了世界上的许多恶产生，但美好和善良的东西却不是从义务的感情萌生的，而是从心灵的生气勃勃的冲动中萌生的。”《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3—304页。
事实上，人的最深层最稳定最本质的东西，决定人的本质的东西都是不能省察到的。所以，人往往把忘却自己叫做恢复本性。忘却自己当然就不能省察到自己。这样说来，世界上最诚实的人也许是最不明白什么叫诚实的人。真正超脱世俗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脱俗，反而常常为朋友的不懂人情世故大为惊讶，却不知道最不懂人情世故的正是他自己。
我们看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人物，特别是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自发性即自发的天性。在中国文人中，这种自发性表现最彻底的大概要算大诗人陶渊明了。苏轼评他说：“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这话道出了陶渊明的内在精神。有些名士，热衷于富贵名利，却扭扭捏捏说不愿干，这种丑态最可厌。至于丢了官不做，也不算什么稀奇事，而那些名士却以此标榜清高，实在可鄙。陶渊明的出仕与退隐为本性使然。“任吾性而动，行吾心之所安。”全然没有荣辱的自觉意识介入其间。杜甫有两句诗：“本无轩冕意，不是傲当时”，表述的也是这样的意思。如陶渊明一样，杜甫退隐纯出乎自然本性，虽属清高却并不以清高自傲自许。
不言而喻，自发的真诚和自发地真诚对艺术创作是性命攸关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来自真诚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而真诚必须是自发的已为上述。处心积虑，刻意求真必然导致虚假。凡有意识地抱着某种目的的作品都很难完成其本来的目的。艺术创作，是靠内心感觉感受指引的，是听凭自己的感情驱动的。这里没有意志的干扰干涉，也无什么“应该”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