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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的话来说明吧。
弗罗姆直截了当地断言：“最正常的人也就是病得最厉害的人；而病得最厉害的人也就是最健康的人。听起来这话显得有些过分和诙谐，其实不然，我说这话是很认真的，不是开玩笑。在病人身上，我们能看到某种属于人性的东西尚没有被压抑到无法与诸种文化模式相对立的程度，只不过是产生了患病的症状……但是许多正常的人只知道适应外界的需要，身上连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异化到变成了一件工具，一个机器人的程度，以至于感觉不到任何对立了。他们真正的感情、爱、恨都因为被压抑而枯萎了。这些人看起来像患有轻微的慢性精神分裂症。”《当代西方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3页。弗氏在另一本著作中又说：“我们文化中大多数都是随机应变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判断”，“尽管从‘适应’的观点看他们是健康的，但从实现作为人的目标的观点来看，他们病得比精神病人更重”。所以他批评那些“适应者”是将“自己变为一种商品的人。他需要追求欢乐，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角色。除此之外，他没有任何稳定和确切的品质”。《精神分析与宗教》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50、55页。俄国哲学家别尔嘉夫也这样说：“人是个病态的存在物。”“人不但欺骗他人，而且还欺骗自己。”《论人的使命》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0页。奥修说得更具体：“目前那些深入研究人类头脑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神经病的，差别只是在于程度。”他引另一位学者的话说：“人是疯狂的动物，是惟一发了疯、脱了线、并且走入歧途的动物。……他变得跟自己疏离了，他变得跟他自己的源头分开了。”《生活智慧》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页。他甚至称：“整个社会都存于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是分裂的。”（同上书第198页）这是因为，“人一直在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人开始成熟的时候，他就开始虚假，然后，“变得越来越虚假。一个虚假必须用另外很多虚假来掩盖，然后就没完没了，你变成只是一堆垃圾，那就是所谓的人格。人格必须被丢弃，惟有如此，个体性才会浮现。”因为“人格只是一项展示橱窗的东西，它是一种展示。它不是真实的存在”。他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在耍政治手腕。你微笑是因为你从微笑当中可以获取某些利益，你哭是因为别人期望你哭。为了使事情变得容易进行你就说出某些不真实的话。”他借用尼采的话说，“人无法没有谎言而生活，对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来讲，他是对的。人为什么没有谎言不能生活？因为谎言可以作为缓冲剂，或避震器，谎言就好像润滑剂，使你不会一直跟别人相撞。你微笑，别人也微笑，这是润滑作用。”《沙的智慧》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5—79页。奥修这里所讲的，全是理性的作用。可以说理性的自我是一种面具，是它装腔作势扮演的一个取悦于人的人物。可是一个人如果不按社会的要求来塑造自己，他真是无法生活。所以每个人都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自己。这是无可如何也无可奈何的。最后，还不能不提到梁漱溟先生的一席谈：“人类最大的长处是理智，就是会计算、会较量，俗话说就是心眼多，任何动物不及人的心眼多；而人类最大的危险也就是理智能使生活阴冷、沉滞、麻痹。计算是人类行为之前的一种心理作用。其他动物不能。但是计算太多了，便会落于寡情而沉滞。凡事计算、较量、左右瞻顾，便会至于麻痹。人类至此，是最大危险，而生活也必感觉痛苦。这时候最大的毛病，是把一切的生活，都一节一节地化为手段。凡事总先想想为着什么的。譬如，为何念书，为的是将来做事；为何做事，为的赚钱；为何赚钱，为的是吃饭养家等等。一切都先看看是为什么。把一切都化做手段，生活不能于当下得满足。当下的都不是目的，都感不到舒快。这就是到了阴冷、沉滞、麻痹的时候。”“在人类文化未进步，人还是很粗野的时候，我想一定比后来的人都疯都傻。文化越进步，人越不疯不傻。……现在人都不疯了，不傻了，就得唱戏，从唱戏上教人再疯一点，傻一点，要让生活有生气，戏是很需要的。人类文化越进步，越加需要。”《人生的省悟》第198—199页。
二、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 8 因正常而反常，因反常而正常（2）
但是，在芸芸众生中，要寻找真实的自我是非常困难的。而创造一个合成的、人造自己似乎非常容易。因而“保持你的本色”这一项要求，就构成了许许多多道德体系的核心。怎奈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受到周围的人责难最多的，莫过于这种本色。一个人越是忠实地、不折不扣地以他的本色出现，他的磨难就越多越大。上面说过，柏拉图那个洞窟的寓言用在这里也是合适的。寓言设想一些人生长在地下洞穴里，用链子拴在地上，不能移动他们的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阳光，但在他们的背后有一堆火在闪耀，火把他们的影子投在洞穴壁上。囚犯们逐渐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对象。突然有一个人挣断了他的锁链，爬出了洞穴，发现自己在地面上，看见了阳光下的世界。起初他是如此茫然和眼花缭乱，以至于不相信自己的感觉。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发生了什么。然而，如果他回到洞穴里去，试图把他的发现告诉其余的人。他们将把他当做疯子来辱骂，而不承认他们自己一直在受骗。他们看到的是假相。艺术家就是那看到真相的人，而艺术家恰恰就是这种最让人反感、诟骂的人物。作为艺术家他需要保持本色，他也不能不保持本色。创作需要保持本色，也只有保持本色才能创作。所以艺术家需要勇气，需要独立不群，甚至需要孤傲狂妄。柏拉图谓：“薄世荣而修天道，则庸人斥之为狂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二年版第267页。叔本华称：“具有天才禀赋的人总是孤僻厌世，不讨人喜欢。”《叔本华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03页。培根则慨乎言之：“下德法得到民众的赞许，中德法获得他们的钦佩，上德法则不获理解。”转引自《叔本华思想随笔》第31页。所以“伟大的心灵在这个世界更喜欢独自自己与自己对话。如果他屈尊降贵和凡夫俗子们谈话，那么，这其中的空虚乏味立刻会把他拽回到自己的独白中”。同②第403页。再说一遍。天才或艺术家是不适应者，是牺牲了对社会的适应，从事创造活动的人。这就是弗罗姆说的一个内心充实的、正直的人，“常常可能不如不择手段的邻居那样成功，但他会有安全感、判断力和客观性。这些东西使他不太容易被命运和舆论左右，并在许多领域中增强创造性工作的能力。”《精神分析与宗教》第50页。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曾写下这样一段箴言：
“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在多长的时间里，以及在怎样的层次上他能够甘于寂寞，无须得到他人的理解。
“能够毕生忍受孤独的人，距离孩提时代以及代表人类动物性的社会最近。”《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他还作过这样的表白：“我宁可和传播家丑的老妇交谈，其次是精神病人，最后才是非常理智的人们。”同⑥第2页。由于他不能按世俗的方式处世待人，而坚持以“最确切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思想”，因而“被视同疯子，遭人怠慢”。人们很容易把才华出众、恃才傲物、棱角分明的人视为狂人。克尔凯戈尔也知道：“要是我也像当今真正的伟人那样，十分之一的精力花在理智的追求上，十分之九的精力花在追名逐利，斤斤计较我微不足道的工作能否得到金钱和荣誉的充分报酬上，那么我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受人尊敬高山仰止的人物。”《克尔凯戈尔日记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115页。台湾学者傅佩荣对克尔凯戈尔评述说，他的性格与一般人格格不入，“譬如，他在宴会上同别人聊天，聊得最开心的时候，往往会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觉得自己非常可耻，竟然与群众处得这么愉快。”
二、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 8 因正常而反常，因反常而正常（3）
“克尔凯戈尔只有在离开群众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关怀群众，若是与群众在一起，则会感到恶心不已。他认为群众基本上是‘庸俗’的。聊天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和流行娱乐。虽然这是相当正常的事情，可是克尔凯戈尔对这些言论却非常不能忍受。他有一次甚至说，‘每当我在宴会中和别人谈笑风生时，就会有一种冲动，想拿一把枪自杀算了。’因为他觉得这种生活充其量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哲学与人生》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他对群众的这种态度，在他谈到苏格拉底探索“做一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表现得最为彻底。他认为苏格拉底“所真正表明的是：那庸庸碌碌的千百万人不过是一种假相、一种幻觉、一种骚动、一种噪音、一种喧闹等等。从理念的角度看他们等于零，甚至连零也不如，因为这些人竟然不能以他们的生命去寻找理念”。同①第129页。这是苏格拉底的态度，也是他的态度。
像克尔凯戈尔这样的人与所谓的庸众拉开的距离太大了。其实，这正是艺术家、哲学家乃至科学家们的通病，不如此便不足以成为什么家。杨振宁就强调：“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都是必要的。不仅仅“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如此。他指出，“在最权威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传记”中，“作者选择这样一个词来描写爱因斯坦的性格：孤持（apaitric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