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人去一家精神病院探望一位患者，发现这位患者正弯腰弓背，伏着身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用右手指按平一个个橡皮制的山羊*状的凸起物。那一排排的橡皮*，宛如英文打字机的键盘。这是医师为他特制的一种医疗器械，这种橡皮*具有良好的弹性，只要手指一松，它便立即复原。因而患者尽可不停地按平十几个这样的橡皮*而得到情感上的满足。因为在这位患者眼里，这个世界处处都是凸的，都充满了不平，这使他深感不满而痛苦不堪。他的生命的全部意志便是用手指去按平这个处处凸起的可恶世界。不按平它，决不罢休，他生生死死的惟一追求，就是他所理想的平坦世界。只有在平坦的世界中，他才感到安稳、感到舒服和满足。
这位患者的精神世界多么使人惊愕。显然他完全生活在虚幻的世界中，是某种思想、某种情绪顽固地盘踞在他的意识中，以致使他那么执著、那么恒定地重复着同一的动作。还有的患者内心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意向去数一数他所看到的一切，如对窗子、钱包里的钱、街上的行人和电线杆等，都要作毫无必要、毫无意义的顽强计算，精神病学家称这种意向为“计算癖”。从创造心理学观点看，大数学家也经常处在类似状态，例如，十九世纪苏格兰大数学家哈密顿对四元数的运算便怀有一种疯狂的热情。成年累月，他一直处在这种状态而不能自拔。直到十五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感到问题解决了为止。就是说，这种疯狂状态至少纠缠了他十五年之久。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精神！没有这种固执性和恒定性，没有这种十几年乃至数十年如一日的创造毅力和乐此不疲、欲罢不能的强烈渴望，就不会有创造发明，人类就不会有进步！当然哈密顿的“变态心理”和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变态心理并不完全相同。哈密顿还能从变态中返回常态，回到现实，而精神病患者却失掉了这种能力。再有，哈密顿的意向是有意义的，而那位患者的意向是无意义的。但两者的心理机制和根源却是相同的。歌德说过：“真理与谬误出自同一来源，这是奇怪的但又是确实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粗暴地对待谬误，因为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就是在粗暴地对待真理。”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对我们理解艺术创作的心理是非常有启发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同科学家一样，也是顺从某种顽固而恒定的意向的，几乎每一本艺术家的自传都会向我们披露这种状态。有位作家曾这样表白：“我写文章好像是顺从一种冲动。我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写。写完了就仿佛从一个梦境中醒过来似的，觉得心上的重压去掉了，身子轻松了许多。这时候我的心才感到片刻的安静，但这样的安静并不能持续多久。一篇文章刚送出去，第二篇文章又不得不开始写。好像那个推动我的力量从没有把我放松过。我疲倦，但却不能休息，好几次我忍不住要发出一声叫喊：饶了我吧！然而我并不曾被饶恕过。”转引自《处在“强迫状态”中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载《医学与哲学》1984年第10期。这多么像那位不断按橡皮*的精神病患者的心理状态，恐怕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有过这种亲身体验。作为艺术家，他们注定要一生一世受“苦”，艺术家是“痛苦”的人，他之所以“痛苦”是由于创作；他之所以创作，是由于痛苦。他总被某种强烈的形象和创作欲搅得心神不安，激情难却，可以说他们为形象而生，为形象而死，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当贝多芬发觉自己变成聋子时，他几乎陷于绝望。他后来表白：“我的不至自杀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贝多芬传》第50页。艺术犹如猎人，艺术家不过是猎物。艺术是胜利者，艺术家总是幸福的失败者，这时候艺术成了内在的策动力，它抓紧艺术家使他成为工具。这是因为艺术家的主动的自觉意识在这时已失去其作用，完全被潜意识所规范。艺术家在创作时，总要忘记自己，他成了他的作品的一个仆人。他们往往是在“病态”中一往情深地追求和寻找自己心灵的归宿。他们根本不是想创作，而是必须创作！
四、两种思维方式——有指向思维和横向思维 4 不狂而狂，狂而不狂
对上述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般论者都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艺术家大都是怪人、病人、狂人。我们也注意到，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者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到艰难困苦之时，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辜鸿铭有言：“世上所有伟大宗教创始者都是性格特殊、感情强烈的人。”又说，“要成欧洲意义上的宗教创始者一个人就必须有着强烈的、变态的个性特征。”《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7、71页。叔本华也说：“天才是以激烈、狂热的性格为前提条件的。”《叔本华思想随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这里补充一句：“叔本华之天才即艺术家也，所不同者名称而已。”《物质生命与价值》460页。就笔者所见，对这个问题说得较详尽的是卢那察尔斯基。他说：“文学中的病态现象完全不是比如说工程艺术中的病态现象”，如果一个工程师“精神错乱达到某种界限，他将丧失制造机器和建筑房屋的可能性，理由很简单：这种非常客观的职业要求极大的健全思考能力，而精神失常的作家，却能够有重大的成就，不仅仅是不顾自己的疯狂，而且是由于自己的疯狂”。“在绘画领域中……也有很多被认为是肯定的病态创作的现象。其实，在远古艺术家或者诗人一定是病态的典型。或者说得正确些——只有病态的典型才被宣称为诗人。”他还“发觉灵感同轻度的癫痫有许多共同点，有时则和干脆是癫痫也有许多共同点”。“总之，我们到处都看到最初文学家是病态典型的痕迹。”“很难想象没有高人一等的强烈的感受能力的艺术家；很难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具备高人一等的敏感性会被认为艺术家。”“所有这些艺术家所固有的特征差不多是不可避免的。这些特征就已经证明某种精神不稳定性。”而“完全正常的人不能选艺术专业”。他确信：“在俄国文学中有许多极其伟大的作家需要一般地看做是病态的。”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欧洲，也有大量富于病态的典型”。“因此，不能认为杰出作家天赋与变态心理、甚至与直接的心理上的疾病往往结合在一起是偶然的。”《关于艺术的对话》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14—220页。
必须说明的是，艺术作品不一定是、至少不完全是艺术家的“病”中之作，许多作品是“病”后完成的。是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之作。柏格森曾有言及此：“凡画家所绘画的，总是他在某年某日某时所看见并且不能再次看见的光景。凡诗人所唱的诗歌是他自己的情态，并且是不能二次重复的情态，凡戏曲家所启迪于我们”的“是灵魂之发展史，是情感与事件”的有机组合。“总之是曾经一度碰过而不能重复的东西”。张闻天译：《笑之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二年版第160页。约德也说：“艺术作品非表现艺术家当时之灵感，乃表现其曾经有过灵感，而此灵感业已消失也；艺术作品所昭示吾人者非当时艺术家之所有，而是其所失，今欲追忆之者，……艺术作品所具体实现者是记忆而非灵见之自身，乃所忆得之情感之产物。”《物质生命与价值》商务印书馆旧版第462页。这就意味着，许多艺术作品其实是在艺术家出离病态，恢复正常之际完成的。范曾先生对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的精辟分析，可为佐证：“他老境来临的时候，八大山人的心灵愈趋宁寂、平静、恬淡，他远离了生平所经历的劫难和心灵上的震恐、挂碍、颠倒梦想，具有了一颗真正的平常心。当一个人能以平常心对待一切色相的时候，那目之所见绝不是奇谲怪诞的所在。惟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达到无心无待而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境界……然而这无心所栽之柳，却宛在和风拂煦之中抽丝吐绿，给人类的艺术林苑带来一片碧绿的无限春色。”但“有人以为八大的艺术创作方式是怪诞的，缺乏正常性，‘山人玩世不恭，画尤奇肆’；还有人以为八大山人作画必处于异常的感情状态、一种不平常的精神状态之中；这是一种误解，甚至是一种妄评。这是由于他们念兹在兹地不忘八大山人的‘哑’，不忘记他哭笑无端，不忘记他佯狂市肆，不忘记他遗矢堂中。啊！忘记这一切吧，当八大山人已经‘吾丧我’回归平常心时，你还抓住在八大山人八十一年生涯中短暂的异行以为解决八大山人艺术的永恒的钥匙”。“你不只没有走近八大，而正是远去”。《大丈夫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范曾先生接着又说，“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确有真发神经病的——这便是徐渭。”“然而他却是一个不需争议的天才。他的行为够得上怪诞荒唐，不可思议”，袁宏道说他“晚年愤益深，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而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捶其囊，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范曾先生说，与徐渭比起来，“八大之‘狂’，则佯狂也，文狂也，短期而即愈可，愈可而转宁静，与徐渭有着根本的不同。徐渭发疯时完全失却理智，可以真正杀人，而八大山人之狂则如前述，惟可视为精神之裂变状态，是灵魂处于‘迷’与‘悟’的交汇的蜕变期。”《大丈夫之词》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49页。这里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