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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官员认为，重庆发展落后主要在“两翼”，“两翼”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村，农村发展落后主要在农民收入不高。“两翼”农村和山区、库区的脱贫致富是重庆改善民生的难点。
重庆统筹城乡从“最不发达板块”开始着力。近3 年，“两翼”农民人均一年增长300 元。
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民人均纯收入要由2009 年的3903 元增加到6400 元，年均增长18％。按照这个计划，今后3 年内95豫的农户户户增收万元，而不是户均增收万元。
根据重庆的计划，10 年后，重庆要把农村人口减少一半，让这一半成为城市人。重庆将通过建设大城市带起一个大城市群，再带着一个农村，形成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为此，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要超过75％，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要超过60％。
实践2：一座为低收入群众造房的城市
飞机冲破云霞，即将降落在江北国际机场。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畔的重庆呈现在眼前：随处可见高耸的吊车，到处都是建筑工地。那些在建的高楼中，就有专门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外来移民和新毕业的大学生准备的安居之所。
对于中国数千万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买房是他们过上现代中产生活梦想的核心环节。年轻的中国男性社会压力最大。房价一路上涨，首当其冲的就是年轻人。假如他们的父母是城里人，那么他们很可能在20 世纪90 年代末的住房改革中分到了房子，这让他们在住宅市场里有了立足之地。但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房价太高了。在北京等城市的郊区，生活着成千上万被中国媒体称为“蚁族”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在为寻找人生第一份工作而奔波之时，居无定所。英国《金融时报》杰夫·代尔评论说，这一切并非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年轻人将发起大规模抗议。但是，“现代化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中国的年轻人既对本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与自信，也对自己的生活抱着很高的期望。中国年轻人群体的不安分迹象，使中国未来政治走向更加难以预测。”
“过去干革命，我们党无权无钱，靠搞‘土改’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得到群众支持，取得胜利。今天，住房是老百姓最大的民生问题，我们党要赢得民心，就要为老百姓盖房
子。”薄熙来一语道出了重庆理念的根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重中之重是要解决老百姓住房难问题。实际上，任何社会都会有30％中低收入群众，他们既买不起商品房，也无法被廉租房覆盖。重庆的公租房模式提供了一个好的经验，目前在全国已经全面推开。
幸福生活，首先要住有所居。居无定所，穷困潦倒，住得没有尊严，就更谈不上幸福。
住什么样的房子才算活得有尊严？曾经，一个生活在大城市、月收入只有1000 多元的大学毕业生或农民工，根本无法想象在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套齐备的居民社区安居乐业。
但重庆首创的大规模兴建公租房，让他们重新看到了希望。黄奇帆说，“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分配房，优点是公平，缺点是不够。最近20 年，我们搞住房商品化改革，但是几乎完全是市场供应的模式，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伴生了城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人群买不起房，老百姓有意见。”
重庆计划未来三年，建设3000 万平方米的公租房，解决50 多万户中低收入群众的住房困难。公租房不分城乡、市内外差别，没有户籍门槛，只要在重庆有稳定工作和收入，都可申请租住。公租房户型面积为35—80 平方米，公租房有厨房、卫生间等生活配套，可以保证入住公租房的中低收入阶层享受到中档商品房的居住标准。公租房与商品房无差别“混建”模式，使公租房住户完全与商品房住户有机融合在一起，共享小区环境和专业物业公司的管理与服务，避免社会阶层隔离和形成“贫民窟”。而且，租金只有市场同类商品房租金的60％。如果房客是低保对象，租金只是公租房租金的10％，比如一套50 平米的房子，一个月付500 元，低保户只付50 元，剩下的由政府补贴。
实际上，公租房与建设“宜居重庆”理念一脉相承，都是让老百姓住得起房、住得舒服。过去两年，重庆一直努力使城市居民6。5年家庭收入买得起一套普通商品房。
实践3： 一座关爱留守儿童的城市
12 岁的刘敏是重庆贫困地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冷水镇小学六年级学生。提到爸爸妈妈的时候，小姑娘表情生疏。由于父母长年在福建打工，从出生到现在，她只见过爸爸两次、妈妈三次，更多的时间是跟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据全国妇联调查，中国平均每4 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像刘敏这样的留守儿童。目前全国农民工约1。4 亿，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多达5800 万，占全部农村儿童的28％。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贫困地区农民外出打工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抽样调查的外出打工家庭子女中，有46％的学习成绩较差，42％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下，10％的学习成绩较好，仅有2％的学习成绩优秀。在素质、品质教育和个性培养方面，留守儿童存在着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没有称职的监护人，有些孩子变得任性、自私或性格孤僻；由于监护人的过分溺爱、娇惯和放任，部分孩子变得难以管教，有的经常逃学，光顾电子游戏室，有的喜欢打架、抽烟喝酒，有的甚至小偷小摸。
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预测，20 世纪愿园年代以后出生的“愿园后”人口成为未来农村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低福利、低工资的代价。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为社会经济发展支付了自己廉价的劳动力。未来3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左右。
未来进城的5 亿农民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今天的留守儿童。
但是，这样一代留守儿童不被社会所看好。如果这些儿童不能健康成长，他们若干年后，或者继续父母的廉价劳动工作，或者成为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来自农村的新一代流动人口比他们的父辈对生活和城市有了更多的期望。他们想要从生活中得到的东西，比父辈所梦想的还要多，比如他们要求体面的劳动、体面的工资。这与他们的父辈继承的中国人的“吃苦”精神成为对比。中国人常常自夸他们“吃苦”的能力，这解释了他们为何能够挺过20 世纪贫穷的境况。
然而，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这代新工人，是在较为普遍的繁荣中成长起来的，即使是在像重庆贫穷的山区和乡下，他们的“吃苦”精神也大大减弱了。20 年前，在城里工厂打工的农民工主要目标是往贫困的农村老家寄钱。而如今，80 后、90 后的农民工通过上网，增长了法律知识，增强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这一代新的农民工把到城里打工看作个人事业的一部分，是迈向城市生活的第一步。当代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判若来自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世纪的人。新工人们想在大城市定居，而且与城里人一样，期待获得快乐、体面、高薪的工作。“这个现象可能给中国的未来造成各种各样的后果。”
地处中国西部的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在广大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据重庆市妇联2009 年完成的《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状况专题调研报告》，重庆市有0—16 岁农村未成年人440 万，其中单亲或双亲外出的留守儿童235 万人，占农村未成年人总数的53％，比2000 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推算的146。47 万人增加了88。53 万人，增长60％。
这其中，双亲长期外出的农村留守儿童达130 万人。
重庆市委做出了关于照顾好留守儿童的决定：“新建和改造2000 所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针对留守儿童特点的培养模式，采取代理家长、亲情室、托管中心等措施，让全市留守儿童健康茁壮成长；新建115 所中小学，基本解决城镇学校‘大班额’和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中职免费教育。保持财政性教育投入占全市生产总值的4％，全市中小学标准化达到60％，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2009 年，重庆市预算安排义务教育保障经费26。7 亿元，免除了360。6 万学生的学杂费，对48。96 万农村学校寄宿生给予生活补助，对43 万贫困女童实行“零收费”入学，农村留守儿童“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得到解决。从2009 年开始，市政府决定全面免除重庆籍城乡低保家庭普通高中学生的学费，惠及全市5 万多名低保家庭子女；市财政还投入资金1。4 亿元，免除5。7 万名就读中职的留守儿童学费和住宿费，确保农村留守儿童不因贫困而失学。
按重庆计划将兴建和改造更多寄宿制学校，同时还逐步推广学生饮用奶、鸡蛋计划，为非寄宿贫困生提供“爱心午餐”，不断改善青少年营养状况。重庆市还实施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计划，按规定配齐心理健康教师和生活管理、卫生保健人员，到2012 年，全市农村学校心理健康课开设率达到100％。
实践4：一座关注民生幸福指数的城市
2010 年年初，尼泊尔驻华大使卡基到重庆调研后，他感慨，“一个贫困潦倒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而重庆实践是一种体现人的尊严的增长新模式。我在重庆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继续为人民服务，在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重庆的增长以解决民生为着力点，依靠民生型内需消费增长模式，而不是依靠出口的外向型增长。薄熙来解释其中缘由，“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 早在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就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