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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说过，“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江泽民说，“要把关注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胡锦涛多次强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奥淤吴刚： 《扶持微企藏富于民》， 《重庆日报》2010 年7 月8 日。 在2010 年两会报告上温家宝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说，“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不公，以及贪污腐败，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
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速度可以持续增长20 年，或再次遇到1989 年式的政治风波，或发生1997 年式的亚洲经济风暴，或发生拉美式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将严重侵蚀党的执政形象和执政合法性。
改革开放前，党和政府通过强化社会控制来获得社会支持，如铁饭碗制度、户籍制、住房分配制、国有企业制。但是，随着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人们自由流动加速，不再靠政府去找工作。今天，约4/5 的中国人住自己的房子，约3/4 的中国人在国有企业之外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就业，而党在这些领域的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潜在和半公开地出现了高举西方普世价值旗帜的反对派。党和政府需要经常面对间接或半公开的失业工人、受压的农民和学生运动引发的社会抗议和群体事件。
西方常常用民主和非民主简单地划分这个世界。在其政治理念中，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在于这个国家是否搞了选票民主，而并不考虑民生的幸福感。中国自古以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倡导民生大于天。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凝聚力来自民生的不断改善、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社会保障的强化等，来自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否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协商民主，不是选票民主，西方有学者认为，以德治国的政府靠的是德，执政和凝聚力的关键来自党的形象、声誉和口碑。重庆的做法是，一切为百姓着想，通过建好“五个重庆”，做好10 件民生大事，搞民生财政，促进百姓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营造党和政府的良好声誉和口碑，实现执政的必然性和制度的优越性。如2009 年重庆民生占财政支出达到51。7％，集中投入到就业、教育、养老、社保等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
薄熙来在2010 年6 月举行的重庆市委全会上说，“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是土地革命，当年毛主席搞土地革命，唤起工农千百万。革命成功了，人民政府还要解决好群众的住房问题，这也是几千年来人民的向往，杜甫就曾说过，‘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生四大要素‘衣、食、住、行’，现在重中之重是解决住房问题。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给中低收入的群众盖房子”。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通过强调美国模式的普适性抢占道德高地。作为中国大政战略一部分，中国必须通过营造自己的发展模式，建设自己的道德高地。没有中国模式，等于中国共产党退出道德高地。井冈山、长征、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延安、红岩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德高地，不仅是中华。
重庆不仅要建内陆开放高地，也要建内陆道德高地，重新在群众心中点亮中共的核心价值和品牌———为人民服务。重庆“唱红打黑”高举核心价值的和公平正义的大旗。“唱红”继承延安、红岩精神，用最少的投入，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重新获取群众对党的信任，壮大拥护党和政府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不仅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更从思想意识根源上巩固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
“唱红打黑”强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是国泰民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最重要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和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维护人民群众的权利要求，不仅是维护经济权利，还要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如果一个政府失去了这个职能和权力，它就完全失去了合法性。通过打黑，确保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正义，促进民生改善与政治稳定。
重庆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通过追求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当前，对共产党执政最大的不满是腐败和房价。重庆打黑是在民众的支持和舆论的推动下，以体制内的力量为主来惩治腐败，并通过内部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建立制约和监督机制，从而达到根除腐败的目的。重庆的打黑行动表明，在现行体制内治理腐败是完全可能的。这对于正被腐败困扰着的中国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原则意义，关系到中国未来改革的走向。
打黑除恶不仅对于百姓安居乐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进一步诠释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新实践是一幅有前瞻性的蓝图，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定的实践依据，为社会多元条件下如何凝聚各方力量，进行了政治探索。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
3。 中国国家能力的优势
俄罗斯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问：中国今天的经济模式与西方的经济模式究竟不同在哪里？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中央计划的，也不是国家所有的。中国75％的GDP 来自非国有和私营经济。这跟西方没有区别。中国政府占GDP 的开支不足20％，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低，也低于处于中国同样人均GDP 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教育、医疗都不再是免费，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大。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经济模式真的有一种继续增长的魔力吗？
波波夫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独一无二的品种吗？》中写道，中西方模式最大的不同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差异。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在国家行政能力方面，尽管从人均GDP 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国家行政能力看，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如果把中国跟今天的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展中国家比，或者把中国跟100 年前与中国人均GDP 相同的发达国家比，将彰显出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来。
国家行政能力又称国家制度能力，指的是政府实施政策与执法的能力。有很多主观的指数，如腐败、法制、行政效率等，被用来测量国家制度能力。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些主观的指数具有偏见性，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运行状况。衡量国家制度能力的客观指标应该是凶杀案与黑社会经济。坡伯甫通过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资料发现，中国在这两个指标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在2002 年，中国每10 万人凶杀案是3 起，欧洲和日本是1—2 起，美国是5 起。中国更像一个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有这样的凶杀犯罪率。今天，拉丁美洲、撒哈拉南部非洲、前苏联地区犯罪率高。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重庆的成功实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国家能力。日本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说，虽然长期以来被视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因素”， 但实际上这一“弱势”已经转变为“优势”。“优势”的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通过支配土地、国民、企业、金融和市场等要素分配行使这一权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共产党还投入巨资让大型建筑公司、通信公司和铁路公司承建公共项目，以迅猛之势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主国家在决策之际必须通过议会进行磋商，而中国共产党无须经过这一程序。由于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权力，可以保证政策得以迅速实施，其速度之快远非民主国家所及”。
波波夫认为，为什么经济自由化在中国成功了，而在苏联地区失败了？这是因为苏联地区在转型过程中破坏了国家制度能力———社会主义的宝贵遗产。而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保留了这份遗产。1979 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带来的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后，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政府。这个高效的政府是中国过去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的。比如，北京的共产党政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北京政府在统治中国各地的执法和行政的效率超过秦始皇或者他之后的任何中国朝代与政府。在19 世纪，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仅占GDP 的3％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2％）。
在国民党政府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到了GDP 的5％。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毛泽东留下的政府财政收入达到了20％。20 世纪70 年代，中国的犯罪率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影子经济几乎不存在。1985 年透明国际估计，中国的腐败是发展中国家最低的。
同样的是，中国不法的影子经济不到中国GDP 的17％ ，低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
在发展中国家，影子经济占GDP 的40％，甚至60％，比如越南、伊朗、约旦、沙特阿拉伯和叙利亚。
4。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重庆按照科学发展观走出的新路，不仅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