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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转告他，”他开口说，向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投去明确的、含义深长的目光，“请转告普谢尔多尼莫夫，我对他没有恶意，是的，没有恶意！……相反，我甚至打算忘记过去的一切，我不怨恨他……不会怨恨，忘记一切，一切……”
伊万·伊里奇蓦地停了说话，十分吃惊地望着阿基姆·彼得罗维奇异样的举动。阿基姆·彼得罗维奇是个深明事理的人，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十足的傻瓜了。他没有听完也没有听，却忽然羞惭得糊涂极了，竟匆匆地甚至失礼地微微点头，而且朝门边退去。他的整个样子像是要钻到地里去，或者莫如说，他要急忙回办公室去。当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伊万·伊里奇仓皇失措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朝镜子里看，但看不见自己的脸庞。
“不，要严肃，唯有严肃，严肃！”他喃喃地说，几乎是无意识地自言自语，突然唰地一抹浓艳的红晕布满他的整个脸庞。他忽地感到羞辱，感到心情沉重，是抱病八天中最难受的时候也没有过的。“我经受不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后，浑身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
09 性格温和的女人 （幻想小说） 作者的话
我请求我的读者原谅：这一次我不采用通常的《日记》形式，只写一个中篇。但是，这部中篇却的的确确占去了我一个月的大半部份时间。无论如何我都要求读者宽恕。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故事本身。尽管我给它冠上了“幻想”的标题，但我本人却认为它是高度现实的。不过这里确有（幻想）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事先加以说明。
问题是这个东西既不是短篇小说，也不是札记。请你们设想一位这样的丈夫，他的妻子正躺在桌子上，几个小时以前，她跳窗自杀。他心情慌乱，还没来得及收拢自己的思想。他在自己的几间房里走来走去，竭力把已经发生的事件想个明白，“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一个点上。”而且他是一个自言自语的不可救药的怀疑病者。现在他就在自言自语，一边讲事情的经过，一边给自己解释这件事情。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说的话首尾一致，但在感情上、逻辑上却几次自相矛盾。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把责任放在她身上，还作出一些毫不相干的解释：这里面既有心灵和思想上的粗鄙，也有深厚的感情。他真的慢慢地向自己解释清楚了这件事情，而且将“思想集中到了一点上”。他引起的一系列的回忆，终于使他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真理，而这个真理又无可挽回地提高了他的理智和心灵。最后连他讲述故事的口气与开初的紊乱相比，也发生了变化。真理在他这个不幸者面前，已经相当明朗而确定地展现出来，至少对他本人来说是如此。
这就是故事的主题。当然讲述的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断断续续，形式上也颠三倒四：一会儿他自言自语，一会儿又似乎是在对一个看不见的听众，一个什么法官说话。这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常见。如果有一个速记员偷偷地听他说话，并且把他所说的全部记录下来，那么，记录的结果可能比我所写的来得粗糙，因为未加修饰，但我又觉得整个心理逻辑过程也许还是一样的。我说这个故事中有幻想的成分，指的就是假设速记员记下了他所说的一切（记录以后我对他所记的进行加工）。不过，此类情况在艺术中屡见不鲜，比如维克多·雨果在其名著《死囚的最后一日》中就几乎使用了同样的手法。虽然他没有让速记员上场，但他却容许了更大的不真实，他设想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囚徒不仅在他最后的一天，而且是在他最后的一小时，甚至最后的一分钟都能够（也有时间）写自己的笔记。假如他不容许这种荒诞的假设，那这部作品就不可能存在，而这部作品又是他所写的作品中最最现实、最最真实的一部。
第一章
Ⅰ 我是什么人，她又是什么人
……你看，现在她还在这里，一切都很好：我可以隔一分把钟走过去看看；可是明天人们把她一抬走，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她现在躺在由两张折叠式的方桌拼在一起的桌子上，躺在大厅里，可明天就会弄来一副棺材，那是用雪白、雪白的那不勒斯绸衬着的，不过，我不想讲这个……我一直在走来走去，想给自己解释清楚这件事。自从我想把事情弄清楚以来，已经过了六个钟头，但是思想还是不能集中到一点上。问题出在我老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不过是按先后次序（好一个次序！）讲出来罢了。先生们，我根本不是文学家，这一点你们也看得出，不过，管它呢，我按我的理解来讲就是了。我全明白，我全部的可怕处也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从头说起来，那么很简单，她当时是到我这里来当东西，以便偿付《呼声》①报的广告费，广告的内容说是某家庭教师同意出外教书，登门上课等等。
①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学日报，出版于一八六三年，一八八四年停办。
这是最初的情况，当然我就没有看出她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她像其他人一样常来，来了又走了。可后来我就开始注意她了。她长得那么苗条，头发浅黄，中等个子；同我在一起时，她总是显得有点笨拙，好像不好意思似的，（我想她对所有的陌生人都是那个样子，当然，我在她眼中也跟别的人一样，这是说，如果不把我当作当铺老板，而当作一般人的话。）不过，她每次来一拿到钱，马上转身就走，而且总是一句话也不说。其他人为了多要点钱，总是争呀，求呀，同你讨价还价的。可这个女人不同，你给多少，她拿多少……我好像，我老是颠三倒四，纠缠不清……对了，首先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她拿来典当的东西：银质镀金的耳环，顶顶蹩脚的嵌有头像的圆形颈饰——都是一些只值二十戈比的东西。她自己也知道，这些东西不值几个钱，但从她的脸色来看，我看出这些东西是她的宝贝。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确实是她父母留下的全部遗产。只有一次，我忍不住对着她的东西笑了一下。您知道吗，我是从不允许自己这么放肆的，我对待顾客，口气总是客客气气的：既有礼貌，又非常严肃，说话是很少的。“严肃、严肃，第三还是严肃。”但她突然拿来了一件旧兔皮女短袄残片（真是名副其实的残片），我忍不住突然对她说了些类似于讽刺的尖刻话。天啦，她可生了大气啦！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蓝，善于沉思，现在可像着了火似的！但她一句话也没说，象起她的“残片”就走了出去。就在这时我第一次·特·别注意她，而且对她有了一点此类的想法，也就是觉得她有点特别。对了，我还记得一个印象，如果您愿意听的话，那是最主要的印象，能说明一切的印象：就是她非常年轻，年轻得好像只有十四岁。实际上她当时已经离十六岁只差三个月。不过，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能说明一切的东西也不是这些。第二天她又来了。我后来打听到她带着那件女皮袄到过多勃罗恩拉沃夫和莫泽尔两家当铺，但是他们除开金子以外，什么也不接，甚至连话都懒得说。有一次我接了她一块玉石（也是很不好的），后来我仔细一琢磨，不禁大吃一惊：我本来也是除开金银以外，什么也不当的，可我却接了她的一块玉石。这是我当时对她的第二个想法。这一点我现在还清楚记得。
这一次，也就是从莫泽尔那里回来的那一次，她带来了一个琥珀烟嘴——那玩意儿还不错，喜欢它的人或许是有的，不过在我们这儿还是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只要金子。因为她是在昨天出了乱子之后来的，所以我接待她很严肃。我的严肃就是干巴。但是交给她两个卢布以后，我终于忍不住了，似乎带了一点愤怒地对她说了一句：“你知道，我只是·为·了·您才这么干呢，您的这种东西莫泽尔是不会收的。”·为·了·您这个词我特别作了强调，正是使它具备·某·种·含·义。我的样子是难看的。听了这个“为了您”之后，她又发火了，但没作声，也没把钱扔掉，而是收起来了——人穷嘛！可她的火发的可大啊！我明白，我刺痛了她的心。她刚一走出去，我突然问我自己：难道这场对她的胜利能值两个卢布吗？嘿、嘿、嘿！我记得正是这个问题我提了两次：“值得吗？值得吗？”我笑着对这个问题在内心里作了肯定的回答。当时我还很得意。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很坏的感觉：我是故意的，有目的的。我想考验考验她，因为我突然萌发了一些盘算她的念头。这是关于她的第三个特别的想法。
……好啦，从那以后，一切就开始啦。当然罗，我马上想方设法从旁详细打听她的一切情况，并且带着特别焦急的心情，等待她的到来。你知道，我已经预感到，她很快就会来。她一来我就特别客气地同她进行友好的交谈。你知道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风度。嗯，我这时马上就猜到了：她心地善良，性格温和。心地善良而又性格温和的人反抗是不会很久的，虽然根本不会向人敞开心扉，但也决不会回避与人交谈的：回答非常简短，但回答总会有的，如果您自己不感到疲倦又需要他说话的话，时间越久，他的话就会越说越多。当然，她当时并没有向我解释什么。关于《呼声》报和其他的事情，都是我后来打听到的。她当时正在竭尽全力登广告，起初自然是高傲的：“某家庭女教师同意出外任教，条件函告”，可后来就“什么事都同意干，包括教课、陪人、管理家务、看护病人，而且擅长缝纫”等等。都是人所共知的那一套！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用各种不同的手法添加到广告上去的，最后，到了绝望的时候，甚至提出：“不需薪水，只图饭食”。不，即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