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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第一章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