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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第4节：试验区（1）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这些试图组织起来的人，这些想要〃用一个声音说话〃的人，就会在事态的急剧变化中大吃一惊。
当时社会对于白颐路的民营经济百般疑虑。庆幸的是，那时新公司还没摘掉头上的〃红帽子〃。可以说，除了王文京的刚刚成立的用友，中关村的所有人头上都有一顶〃保护伞〃不是〃全民的〃就是〃集体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这个夏天来到这里时，胡昭广便把〃红帽子〃一个一个拿出来。他说：〃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欣欣向荣〃。看着这位市长满脸疑问，他又辩解道：〃这种企业的特点是实力雄厚，一旦引入新的运行机制，能把沉淀着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激活，即使不投资也能产生大的效益。〃这一番话说得陈希同高兴起来。不过，这位市长显然更关心白颐路有没有把〃全民所有制〃给吞噬了。胡昭广于是赶紧报告：〃在700多家新技术企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1％。〃市长大感欣慰，满脸堆笑，连连说：〃一旦把知识分子解放出来，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四通公司的知识分子于是大着胆子站出来，以〃民办企业代表〃的身份说了一番话，没有反应。联想的柳传志当场表示：〃四通走出了一条'捧泥饭碗'的路，我们衷心地为这条成功的路叫好〃，也没人鼓掌。报纸上倒是有些说法，不过不是〃叫好〃，而是在阐述〃民营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温床〃。
这种对〃民营经济〃的疑虑，当时有个证据，就是四通公司。过去几个月里，万润南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把他引上歧途，由于这位老板的指引和鼓励，整个公司也离开商业轨道，卷入政治的漩涡。随后，万润南逃出京城流亡国外，把四通公司留给那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的中关村。
看来四通在劫难逃。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只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看到了他的机会，决定抓住它。这个人就是段永基。他是四通公司副总经理。此前他在中关村的创业史上平淡无奇，此后他将成为最大玩家，直到获得〃中关村村长〃的声誉。
第5节：试验区（2）
段永基也不断接到周围的人向他发出的警告。根据他在过去几月的表现，他的处境不会比那位上司万润南好多少。从当时的情况看，段是有机会逃亡的，因为他已成功到达香港。可是他却孤注一掷地掉头北上，返回京城，像个没事人似的到公司来上班。
段永基具有投机者和冒险家所需要的惊人天赋，尤其是处理危机的能手。形势越是对他不利，他就越是脸不变色。他在1946年出生于甘肃。那是中国西部一块最贫瘠的土地。当他在中关村成名之后，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北京人。每逢这时，他就会说：〃我是西北人，穷乡僻壤。1965年才进北京的。〃在我们国家，这样的家庭通常都有极为强烈的奋发向上的精神，但却很难看到一种恒久不变的价值取向。段永基在这种环境长大成人，带着几分与生俱来的流氓无产者的习气。他的身材中等，体格并不强壮，头脑异常敏捷，既热情又冷酷，既讲义气又好权术，兼有细心周密和漂浮张扬的双重色彩。他在青年时代博览群书，涉猎颇广，及至步入中年，反倒更加注重人情世故的修炼。〃文革〃期间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与其说是学习专业，不如说是学习〃与人奋斗〃。毕业之后，这年轻人一度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也的确做了一阵中学老师。但他很快改变主意，想要从事科学。当他有机会成为航天部一个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又对自己在科学方面的前途失去兴趣。在一次偶然的交易中，他从他的当化工厂厂长的同学手里，用两块钱一车的价格购买废渣，从里面提取黄金转手卖出，大捞一笔。这让他发现了自己在商业方面的才能，还有利用他人之长为己谋利的特殊本领。于是他再次改弦更张，进入四通，成了万润南麾下的一个副总经理。那是1985年，他39岁。
像很多出身底层的人一样，他在思想深处渴望出人头地，但此后几年并不显山露水。当王缉志成为〃四通电子打字机〃的技术领袖时，他的角色非常模糊。他有时候管销售，有时候管生产，有时候在和日本人的合作中担当重要角色，有时候只不过给王缉志打下手。显然是〃电子打字机〃的成功和公司的蒸蒸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