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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外的游戏是无趣的，所有的游戏都是因为无穷的重复而走向终结。“藏得高明一点”，这是游戏双方的共同意愿。到了这里，一首天才的诗篇接近诞生。“我来到房门口；悄悄/把房门打开/来到了街上”，
游戏的一方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将游戏朝“意外”的方向引导，而游戏的另一方则被蒙在鼓里，这也是游戏终结的另一种方式：打破规则。“来到街上”，时间应该是黄昏了，给我们的感觉是：空空荡荡，一个孤独者的背影迅速呈现。此时，如何走出下一步，这是一个天才的界限：
啊，天色已经不早了
我把手插到口袋里
一直往前走
再也没有回去
读到这里，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怖，像一团雾扑面而来。时空界限一下子打开了，一首诗脱离了它的躯壳，在一种出神的方向上延伸。游戏者消失了，隐喻般地摆脱了游戏场所，所去无踪。让我们想象，这个将手插在口袋里的人为何有如此突然的举动？它的合理性在哪里？游戏的另一方将如何收场？接下来的一个夜晚，游戏将如何继续？
似乎留下了太多的谜，其实在诗人看来，一切皆明朗。生活就是这样，游戏，然后想办法结束，用别人不曾有过的方式结束。在我看来，红旗的很多写作，都是在寻找一种新的结束游戏的方式。
解读完这首诗，让我们记住几个关键词：游戏、女友、语气、出走。
二
我读到的最早的一篇红旗的小说是《好多大米》，一个短篇，写于三年前。写一个莫名其妙的人，“我”，拖着一袋大米，乘车到县里去找一个人，找一个地方，然后将那袋大米吃完。那个地方叫单县，我的出生地，因此我记住了这个短篇。要找的人没有找到，于是“我”想：“这下好了，终于找不到我了。”又是一个“捉迷藏游戏”。“我”手搭凉棚向远方眺望，一大片山映入了眼帘，便做出了一个决定：在那个峰顶找一个附近有水源的山洞住下来，等吃完这袋大米再做其他的打算。
在这个短篇里，红旗为我们讲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有关食物，一个是有关臀部，形而上与形而下。“大米相当沉，但我走起来很轻快。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心里充满了感激。你们知道，对于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来说，吃饭这件事相当麻烦，而且还得持续地吃才能保障活下去。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大多数总是会被顺利地排泄出来。你们想想，假如一辈子吃下去的饭都要完完整整地装在身体里，生存将会变成多么繁重的事情呀。”“实不相瞒，张静有一对很好的屁股。它的好集中体现在这一点上：一般女同志臀和大腿的交界处都有一道向里弯的褶皱，张静就不是这样，臀和大腿过渡得天衣无缝，我研究了好半天，也没有搞清是怎么弄的。你们应该知道，我自幼梦寐以求的就是有一天能够把手放到这样一对屁股上。虽然在遇到张静以前，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没真的摸到过，可我还是坚信世界上一定有这样的屁股存在。后来，摸到了以后，感觉也就那样，其实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神奇。我时常摸着张静的屁股感叹：这就是生活。”
“吃饭这件事情相当麻烦”，这真是活腻了。幸亏我们还能排泄，因此我们要感谢屁股。这样的逻辑简直让人发疯。但这些道理，这个人是认定了的，他一点也不觉得荒唐。吃饭，然后想办法顺利排泄，吃和排，这与‘捉迷藏游戏’完全是一致的。这关乎我们“所去无踪的生活”。必须吃饭，但又必须将吃饭这件事情解决掉。红旗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只解决了吃的问题。
另一个道理，讲述一个理想的“天衣无缝的”臀部。这样的臀部最终被红旗找到了，但感觉也就那样，没有想象的那么神奇，于是感叹“这就是生活”。他想要干什么？他想解决“我们的性欲”。这真是个大问题。在他有限的几个短篇里，这两个道理被他反复讲述。特别是“我们的性欲”问题，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简直就是喋喋不休。
《妻子们为什么如此忧伤》，因为她们总是干和被干，而干和被干，在我们的生活里都是个问题。红旗在这里想告诉我们的是：做爱就是我们骨子里的隐痛。我们借着浓缩的泪水来交流彼此的悲伤。痉挛、呻吟。痉挛、呻吟。
《出卖世界的人》通过一个妓女来讲述自己的“破旧的器官”，将器官还原为一个“洞”，还原成一个“×”。这让我想起盛可以（真实的盛可以）写的那个讲述男人的“那话儿”的小说。
红旗在长篇小说《幸运儿》的后记里说：“大约在十年以前的某天晚上，我跟某位异性约会完毕，疲惫不堪地回到宿舍，重重地将脑袋压到枕头上。随即我有些悲伤地想：是谁派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性交来了？知道吗，真是惭愧，霎时间我居然感到自己顿悟了——这些年我一直受着生命的愚弄。我只是被生命雇用的临时工，为了满足它的性欲而心急火燎地与异性交配。为了让生命使用起我来更得心应手，我还得想方设法地吃饭、睡觉，甚至一刻不停地为它呼吸，而在此之前我却从没有想到过这是可悲的差事。所有这些无止境的操劳，仅仅只是为了等待生命把我们用旧了之后扔掉的那一天。”这真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一方面厌恶这种运动（“交媾”，“交合”，将一种动物性呈现出来），一方面又不可能真正离开它；试图征服它，最终又被它所吞噬，红旗的厌恶感由此而来。写了那么多交合，那么多“×”，我没有一次看到他兴致勃勃的样子，没有一次高潮迭起的享受，最终，这件事情也像“吃”和“排泄”一样，变得无趣、麻烦和本能。
如红旗自己所说，他就是生活里的奸细和精神世界的亡命之徒，“谁也不可能活着离开这个世界”。他厌恶这个世界，憎恨周围的一切，并憎恨来自自身的一切。他恶狠狠地活着，并用一种温柔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公平、正义、真理这些面目尊贵的词汇，他充满了嘲弄和不信任，“所有价值观都是愚弄人的，我们不该去信任这些东西，我甚至懒得唾弃它们”。他对同类充满了憎恨，甚至耻于为人，“当写完最后一句话，我抬头环顾四周，猛然发现我的目中已经没有人了。”一个世界观如此顽固的人，一个被虚无主义所铅封的人，还有耐心在这里通过自己的小说为大家讲述生活的道理，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悖论。
红旗的荒唐不仅仅在于那些“大道理”上，包括他的写作本身，也呈现出一派荒唐的景致。莫名其妙地开始，莫名其妙地结束，完全没有章法，师从无由，所去无踪。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勉强从他的短篇里读出了一点卡夫卡来，从他的中篇里读出一点加缪和朱文来，但这种牵强的对比本身就是很荒谬的事情。写这些小说的时候，我不知道红旗认真读过几本书，他不是个好学生，没有过正常的读书训练，所谓卡夫卡和加缪，他大概连国籍都搞不清。但红旗的荒唐的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的隐喻和加缪的荒诞。加缪在29岁时已荒诞到极点，写出了《局外人》这样的巨著；卡夫卡的巨大隐喻甚至让隐喻本身也变成个隐喻。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实的隐喻，绕了几个圈之后，我们终于无从得知。“如果你们遵照隐喻行事，那么你们自己也就成为隐喻了，这样一来就可以摆脱日常的操劳了。”但卡夫卡随即又说，“我敢打赌，这也是一个隐喻。”在取消了真实和隐喻的界限之后，小说就变得无所为而无所不为了，同时也变得无所谓而不无所谓了。
三
“我喜欢那种毫无来由地歌颂虚无飘渺的东西的欲望，那种一瞬间将人从现实和身体里搭救出来的力量。我常常幻想自己80岁时能够拥有一颗透彻的、晶莹剔透的灵魂，而心依然兼具温柔和狂野两种品质。我想我会自然死亡，专注地感觉自己一点一点死去。而在此之前，我会千方百计用我的思想温存地屠戮这个让我厌烦的世界。我有坚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永远不去信任任何东西，不管是所谓的神圣的还是所谓的龌龊的。神圣的就是龌龊的，龌龊的也是神圣的。世界上现存什么，我就反对什么。我脑子里冒出什么念头，我就反对那个念头。我不可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只有一颗赤条条的心，就是这个东西我也嫌沉。我是个疯子，但我有能力混在正常人之中，不让他们看出来。”
——李红旗访谈录《我多想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第一次和红旗见面，是2000年夏天，接头地点在北京小西天一家破蔽的旅馆。在此之前，我已读过他发在《芙蓉》上的一组诗，说不上有多么喜欢，但那种口气非常独特，是我所欣赏的一种。他穿着拖鞋走进来时，我和沈浩波已神聊多时。他那时住在郊区，但坚持骑车进城。他走路一蹦一跳，衣衫近似褴褛。他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塑料皮笔记本，上面有他写的诗。我记得那天他为我们念了新鲜出炉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