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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家，想了想，便约了对门的西北画家红月，一起去看望老符。红月听了此事，一路上唉声叹气个不停。“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他愤愤不平，不知是谴责警察，还是怪老符太迂。红月是我认识的嘎村画家中最爱喝酒也最容易喝哭的。我们拐到一家小店买了两个罐头和几袋花生，怀着颇为沉重的、探望病人般的心情走向老符的院子。还没进院，就听到老符和他女儿激烈的说话声，他们使用的江西方言我们一句也听不懂，但从语气上判断，很像是在争吵。红月看了看我，我们住了脚，我高声叫：“老符，老符在家吗？”
屋里立刻安静下来。几秒钟后，符小云打开房门，面色平静，却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径直走回她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关上门。老符盖着棉被半躺在床头，他惊人的身高似乎因为平躺而缩短了一截。他手里抱着一个记事本，脸上贴着膏药、左臂吊着绷带，可万万没料到的是，他一见我们进来，眼中的兴奋之色与语气里的喜悦，好像刚刚发生了什么天大的喜事。“正好、正好！你们来了。坐、随便坐，你们都知道了吧？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喏，先看看我拟的稿子。”他把手中的本子递过来，又无奈地做了个手势，歉意地说，“别介意啊，小云不许我下床。”
“你躺着，你躺着。”我们赶紧在桌子边坐下。红月举起本子，我们读到一篇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大标题是“致×××的一封公开信”，第一个小标题为“论保障艺术家人权的根本意义”。过了一段足够长的心理时间，我们不得不抬起头来，迎接老符的目光。后者一直别扭地歪着脑袋冲着桌子的方向，以便和我们的目光保持对视。
“怎么样？有什么批评、补充？已经有十一个艺术家准备签名了。我的意思是不用慌，慢慢来，在理论上实践上都要尽善尽美。你们俩有什么被迫害的经历，哎，什么感想，也跟我说说，咱们探讨探讨。”
红月愣了愣，说：“季胜有。”他转过脸，用老符瞧不见的那半边嘴角朝我笑了笑，“你去年不是挨打了吗？”
“扯鸡巴淡！”我很恼火。
“太好了。”老符由于兴奋，猛烈地动了动身子，不知牵到了哪个痛处，“哎哟”了一声，立时住了嘴，瞟了一眼里屋紧闭的房门，忽然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来，你们过来。”他轻轻掀开被子，露出裹着皱巴巴的灰色秋裤的双腿，费劲地弓着身子，用完好的右臂带动右手，一点点卷起裤脚，令我们检阅两腿上数处的淤血和青肿。他的腿苍白、少肉、青筋突暴，大腿内侧的皮肤像一片风干的猪油，小腿肚异常发达粗壮，生着稀疏的体毛。之后，他逐一撩起上身的紫红毛线衣和灰色秋衣，以便我们看到左腹下的两道血痕，以及他瘦骨嶙峋的胸腔、和一个白生生的下垂的肚子。在这一过程中，他每展示出一块局部，一处淤痕，神态就越发严肃专注乃至虔诚，使人不敢开口阻挡他将他赤裸的带伤的身体暴露在两个同性的眼中。接下去的情景我永生难忘：他只微微皱了皱眉头，便顾不得左臂的不便，毅然翻转身体，拉下裤腰，在我们的目瞪口呆之中，露出了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上面有一大团乌油油的淤紫。
这次老符被打的真相，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过。老符对此事表现出来的激烈情绪，那种展示伤痕时的无言的控诉感，受了冤枉后立志伸张正义的兴奋感，尤其是那两瓣青白的尖尖的老年人的臀部，使我们无法向他本人打听逃票的细节和挨打的原因。然而过了几天，一位相熟的北大老师来找我和红月玩，主动讲起了这件冤案——这老师姓蒋，那会儿常来嘎村访友，对身形突出的符马桥很有一点印象。蒋老师说，他那天正要去首都图书馆查资料，在北大西门等车，瞅见一辆公车进站，几名乘客提着大包小包欢快地冲下来，在原地排成一个半圆，咧开嘴提着包等。接着下车的便是略微低着头的符马桥，接下去是位扁圆脸的年轻警察。符马桥一站定就急急地说：“别碰我！咱们讲理。”小警察个头要矮小得多，态度却从容得多，简直是笑眯眯的，逗小孩似的说：“哟，你还要讲理？那咱们就好好讲讲理。”从那圈看热闹的乘客的吵嚷中，蒋老师大致搞清了事情的原委，似乎是符马桥没买票，售票员正令他补票，在符马桥掏钱走向售票员的途中，同车的警察顺便推了他一把，呵他“快点去”。符马桥遂放下补票这件正经事，一心一意地要求警察向他“道歉”。
“然后呢？”红月问。
“然后332来了，我就上车走了。我想逃票又不是什么大事，顶多不就交点罚款。再说，逃票毕竟不怎么光彩，我跟符马桥不熟，看他自尊心那么强，我也不好出面说话。你们说后来他被拉回局子打了半夜？那小警察看上去年纪轻轻的，也不像是个狠角啊。唉，后来的事情，谁又能想到呢。”
后来也没人再深究这件事，据说村里果真有不少画家响应了老符发起的签名运动，吵吵嚷嚷了一阵却并无下文。不久，我终于和有夫之妇私奔到外地，过了一段神仙日子后，又过了一段地狱生活。两个月后，我回到嘎村，形容枯槁，身心俱疲。回来后我哪也没去，只是躲在屋里喝闷酒。从德国开完画展回来的老关，叫我去他家喝酒开村委会，也被我拒绝了。我是个天生的贱种，习惯把自己往死里整。在一次吐了个昏天黑地、醒来发现自己横在床脚，衣服上沾满隔夜的秽物后，我脱掉衣服，光着身子去院子里冲了个凉。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有金色的阳光，高远的蓝天，清脆的鸟叫和寒凉的风。我并没有从此获得新生，但是我决意回到此前的日常生活，回到更久远时代的我的理想中——好好画画，与友同乐。
再次见到老符，他已当选为嘎艺术村第二届村长，整日忙着组织聚会，商议大计——这便是那次村委会开会的结果。我没去参加，倒是避免了一次尴尬场面。我后来得知，这都是张破和老关结了怨，被老关趁着酒意揍了一顿，畏于老关的体形不得不和好后，想出的一条报复毒计。说起嘎村村长，原是大伙新来乍到，闲得无聊，聚在一起喝酒，不知谁提议成立村委会，接着就喊老关“村长”。要论老关的资历和亲和力，确实也十分合适。老关起先要生一下气，骂人“乱讲、贫嘴”，但是渐渐大家也就习惯这么叫。只因这村长一职，谁也没把它当真，除了村长老关本人，偏偏这一点被张破看了出来。张破心底恨上老关之后，便四处放出风说，一年啦一年啦，村委会该开个会了。开会干吗？选村长呀。不是选了老关吗？是啊是啊，老关是咱的好村长，可咱们是艺术家不是，艺术家最讲究民主不是，总不能搞终身制吧。大伙一听觉得在理，主要是没事干闲的，老关从德国回来后还没摆过局，就起哄去老关家开会。据红月说，老关倒是心怀坦荡，胸有成竹，一边讲述德国风土人情，一边叫大伙儿各自提名。张破立马把提名老符的理由说出来，“年纪最大，人又厚道，流浪了半辈子，符合嘎村的自由艺术精神——”他还没说完，便有一个没心眼的画家表示赞同：“哎，还真是啊，老符年纪最大，又最认真，我同意。”红月说，整个过程中，老符一直没有发言，只是脸都羞红了。老关也点头附和，只是对老符的身体状况表示担心。张破则笑嘻嘻地说，咳，反正一年一选，老符要是干高兴了，对他身体只会有好处。是吧老符？
老符当上村长后，我和他的见面渐渐少了。他在“呼吸间”的聚会依然举办得如火如荼，起初，我在他的盛情邀请下去过两回。第二回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呼吸间”仍然具备着某种魔力，红烛的表面虽然蒙了一层油腻和灰，也矮小了许多，却仍在频频发抖，发光发热。老符端坐于桌前，似乎比从前还要瘦、还要高，当然也更老。老关已经不怎么来了，老符身边坐着其他随时准备着激动的人。但是，不管老符怎样抒情，周围的人怎样发作，我却再也激动不起来了。因为不再激动，我才注意到一些平常心情才会注意到的细节，比如他家的伙食，比起从前简直是天上地下了，油水急剧减少不说，连味道也变得古怪，不咸不淡的。酒桌上，符小云越来越少露面，点红烛的任务落到老符自己头上。而席间的客人，大多是些新鲜陌生的面孔，要么是新来的，对“流浪”、“自由”之类的字眼满怀热情，要么是嘎村几个最极端也最落魄的搞事分子。第二回的饭局上，一名姓霍的诗人喝红了眼，扯开嗓子大谈革命，乃至端着啤酒瓶站起来，苦大仇深地嚷嚷“我们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时，我也站了起来，把自己手里的啤酒瓶砸向他的脑袋——这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嘎村喝醉了打架。
此后我再没去过老符家吃饭。关于“呼吸间”的传言时断时续，不时传出一些惊人的计划，有关嘎村的前景，人民的前途，然而从村西传到村东，便只剩下一些虚无飘渺，像是潮水轰鸣后留下的回声，但是潮水早已退却，大海也不知去向。符马桥偶尔会来找我或红月絮叨几句，次数也不多。出了“呼吸间”，他完全像一位有些疯疯癫癫的老人了。他的头发全都灰白，早已蓄得长长的披在肩上，个头又高，乍一看像武侠片里的高手。他最常见的穿着仍是那件藏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不过已十分破旧了，袖口磨得发白，四个口袋的边角都裂开。他抽烟抽得极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