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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欣赏、系主任本人认可的事，“组织上”并不认可，要不然怎么是“组织上”呢？大概是从这件事嗅出了一些西方味，不久，“组织上”就不客气了，在一次全系大会上，正式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非常严厉，说这事不仅是蔑视师长、丑化师长的行为，而且也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接受了西方消极腐朽思想影响的结果。我记得，当时，冯至先生并未有任何表态。在我的理解与猜度里，他作为系主任不见得是支持“组织上”这么做，因为，他肯定是丰子恺漫画的欣赏者，理解力与包容度绝对要比代表“组织上”的那几个人深许多、大许多，那几个人其实并非“老延安”、“老八路”，而都是西语系学生干部，因为1949年前参加过什么“外围组织”，而获得了“进步早”、“参加革命早”的资格，因此成为了“组织上”。西语系的方针大计似乎并不取决于系主任，而基本上都是由他们来拿主意的，因为他们才是“政委”。在我的记忆里，这次严厉整肃，使得西语系里自由宽松的气氛一扫而空，似乎是1957年那次大“反击”的前奏与预演。当时，在我这个不具有多少承受力的人看来，那个“猴精猴精”的同学肯定会倒上大霉，但那人却照样一身港式穿着，一身又贫又闹的喜剧劲，言行举止若无其事，只不过，后来听说他学习不努力，成绩不好，因此形象才大受贬损，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在北大期间，我对冯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另一件事，则是在那著名的“1957年春夏之交”。其时也：“帮助整风”的号召，放手的“大鸣大放”，北大学生“民主、自由”情结忘乎所以的膨胀，未名湖畔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引蛇出洞”这样一个讳莫如深的棋局……大家都昏头昏脑。心里有底，本能有感者，恐怕只是少数“天才人物”或特殊钢材做成的人。那时，我们这班已经四年级，在西语系，醉醺醺得最厉害、闹腾得最欢、名堂也最多的，当数我们的老弟即三年级同学，什么“控诉会”啦，游行啦，还有把系领导请去听群众大鸣大放啦……冯至系主任被请去了。听说，在会上发生了这么一个场景：一个巧言善辩的高个子学生，在会上冲着系主任讲了一大段话，大意是，冯至先生过去一直是一个真诚的诗人，深得青年人的喜爱，是青年人的朋友，但他参加了组织之后，与青年人就疏远了，青年人再也听不到他真诚的声音，云云……这一席话，极尽煽情之能事，这是在朝你喊话呀，在向你倾诉，拿你说事，用你来论证某一个事理，而且是以全体“青年人”的名义，以真诚的名义，甚至是以诗的名义，诗人能无动于衷吗，能冷漠端坐，毫无反应吗？如果那样，那就不是冯至了。于是冯至接应了一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Yesman了”。Yesman这个英文单词，本意是“唯唯诺诺的人”、“听话的人”、“千依百顺的人”，而在场有一个英文专业的讲师，却推波助澜、添油加醋地插上了一句：“Yesman就是应声虫”。这一大篇讲词，这一声接应，这一句插话，成为了当时西语系的一个重大事件，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大字报与墙报而传播到了全校，成为了轰动性的新闻。
我不知道后来冯至先生在党内作检讨时，是如何就此事“交待活思想”、“挖思想根源”的，我后来也从未听他提起过这件事。他当时在一念之间是怎么应了那么一声而“石破天惊”？也许是因为面对那个学生抱着“帮助党整风”的“热情”侃侃而谈，不忍心见他受到冷落寂寞而接应了一句，就是说因为心软了；也许是因为要显示出自己作为“导师”与青年人的亲近以及和青年人站在一起的勇气，既然那个学生在讲话里尊称他为“青年一代的导师”；也许是因为他作为系主任，却事事都得听取“组织上”的意见，服从“组织上”的安排而的确积累下了一些心理上的不平衡感。总之，他蹦出了当时这么一句“名言”。一个字，一个字，就像一个石子，一个石子。
很快，风云突变。蛇既然已经出洞，接下来当然就是打蛇。上述会上的那个高个子学生与那个英文教师不久就倒了大霉。而冯至先生，则听说被组织上大大“批评教育”了一番，他被认为是“严重丧失了立场”，犯了“政治错误”。同学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听说他作了“深刻检讨”，而“组织上”考虑他是有名望的学者，有影响的诗人，最后也就“保护他过了关”。
“1957年的春夏之交”在中国大地上所留下的深深痕迹，对千万个人的命运，千万家庭的际遇所蒙上的浓重阴影，都是人神共知的，我自己就亲眼看见西语系好些有个性、有才华、有志向、有锐气的学子与教师，因为一时冲动、眩晕失衡而栽了大跟头，被打入“另册”，付出了太过于沉重的代价，不少人断送了一辈子的前程，甚至是身家性命，不少人最后得以幸存也是在被整肃被折腾了二三十年之后。但更为深刻、更为隐蔽、更为不着痕迹的，是人们内心里的变化、思维方式的变化、言行举止的变化，这种变化即使是在并未被当时的浪潮打湿脚的人身上亦在所难免，何况是差一点被卷进了浪潮的漩涡之中的人呢？我说不出冯至先生在那个“春夏之交”前后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变化，但我想，变化当是相当大的。至少我在以后三四十年的长时间里，在同一个单位日常的共事与就近观察中，没有像在短短大学几年极为有限的几次接近中那样，再见到那个师生联欢会上的冯至，大鸣大放会上的冯至。
二
大学毕业后，我很快就从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成为了冯至的部下，作了两年的编辑翻译工作后，我被调进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写组，具体是参加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写。此书的主编是著名美学家蔡仪同志，整个文学教材编写组的组长是冯至，而在冯至的上面，领导整个人文社会学科教材工作的则是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周扬对冯至是非常推崇，非常倚重的，在多次会上都尊称他为“学贯中西的学问家”，态度与语气都十分客气，完全不像上级对下级。冯至的顶头上司是周扬，他是党内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的权威，对文艺学有自己一整套看法，其权威的地位自然又使他要把自己的看法与意见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但却又随政治风云的变化而经常有所“调整”、“变化”，而他下面具体负责编写工作的蔡仪，则是资深文艺理论家，其美学观严谨得没有任何周旋余地，容不下任何妥协折衷的隙缝，两个人的意见容易格格不入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一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提纲就上上下下、反反复复来回了一两年还没有定下来，冯至夹在周扬与蔡仪之间，可想而知，工作是相当难做的。他常来我们文学理论编写组开会或参加讨论，虽然全组不过十几个人，但他除了传达领导的审阅意见外，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与看法，倒是很专心地听取大家的讨论并仔细作笔记。即使要讲话，他也是内容简明，观点稳当，措词严谨，态度谦虚，从不高谈阔论，大肆发挥，谈笑风生，甚至可以说是不苟言笑的。看来，他首先把自己定位定格为学术领域里的“好党员”，“好党员干部”。
在我看来，那两三年对冯至先生来说，是他吸取了在西语系时的经验教训而重塑形象的时期，是他从一个党龄很短的“新党员”，历练成一个高层学术官员的时期。这也很自然、很容易理解。在学术文化上，按时下的标准，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即使是在建国后的新时代，也充分获得了当局与社会的承认，但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他却险而“摇摇欲坠”，他必须在这方面小心翼翼，必须弥补自己的“弱项”。他在文科教材工作岗位的那两三年，从发展来说，正好是他这种努力的开端，从工作性质来说，正好是他进行这种历练的“舞台”。
在文科教材编写组时，就已经有传闻说冯至将从北大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名为“哲学社会科学部”）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他大概是在1964年走马上任的，我也于1965年从文学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室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西方文学研究室，从此就一直在冯至先生的领导下工作，直到他逝世的1993年，将近三十年，与他同在一个单位，印象万千，回忆纷呈，繁复不可胜数，但归结集中，概括简约，倒也焦聚明显，突显出主要的特点与鲜明的色彩，构成他在我心目中的一个明晰的形象：他是一个不苟言笑，神态庄严的前辈；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言行严谨又得体的传统型的知识界头面人物；是严于律己，力求与国说党论、领导与组织保持高度一致的研究所所长；是具有广博的学术见识、纯正的学术品位、真诚的学术良知的学界长老；是经常受到领导上、组织上表扬赞颂的“好党员”，总之，是在政治上、学术上都符合社会主义规范、沉稳端坐于学术宫殿之中的庙堂人物。
在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两次“社会主义四清”，一次“十年浩劫”，一次“清除精神污染”，都是政治高温天气，有的甚至如同炽热难耐的炼狱，在这种气候下，芸芸众生或昏头涨脑，或中暑着邪，或受命奉旨，或迫于情势，或身不由己，演出了无奇不有的，可悲可怜、可笑可憎的人世百态。赤膊上阵者有之，左右失衡者有之，蹒跚而行者有之，弯躬屈膝者有之，声嘶力竭大打出手者有之……我自己的失衡、失态与摔跤就不止一次，对于冯至先生，我也曾有过一次失手，那是“文化大革命”之初，伟大领袖号召冲击“阎王殿”之时，在一次全所群众大会上，我也跟着亢奋、喊过口号，追随革命左派之后，嚷了几句要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捂盖子之类的造反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