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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事件从始至终的整个过程中，冯至先生作为行政业务工作的领导人，没有公开表态，在大小会上，也没有对当事者进行任何批评，此后许多年，我也从没有听他对此事说过任何话。我想，这是因为那篇文章毕竟与他有关，是他放行的，而对那次“批判事件”，看来他也并非没有看法。我只是后来在一个场合听到他谈到“那位仁兄”时，讲了一句调侃而真诚的话：“只要×××一说话，我就胆战心惊，捏一把汗。”从这句话，我感到了他的关切之情与“那位仁兄”曾经对他的拖累。为此，我心底感谢他，也对他深感歉意。
其二：
七十年代末，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外国文学领域里也发生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其标志是两件事，一是1978年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那次会议的主旨报告是一个名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的长篇发言，对主宰中国文化界数十年之久的“斯大林——日丹诺夫论断”提出了全面的批评；二是外国文学所当时的“机关刊物”《外国文学研究集刊》连续三期开辟了一个专栏《外国现当代文学评价问题的讨论》。这两件事在文化学术界都是率先之举，起了破冰通航的作用，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而在广州会上作主旨报告的，就是上述那位曾给冯至所长造成“拖累”的仁兄，而《集刊》上三次讨论的组织者也还是他。当然，这两件大事，都是经过了冯至所长的正式批准，并在他的关切与支持下实施的。
作为这两件事的延续与具体化，上述那位仁兄又于1981年抛出了《萨特研究》一书。在中国，这要算是第一本全面介绍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与文学业绩的书，也确实是为萨特与存在主义全面翻案的第一本书。由于萨特的“自我选择”存在主义哲理与阐释了这种哲理的文学作品，投合并促进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地上的个人主体意识的解放与发扬，因而，此书大受读者欢迎，一时很是热卖畅销。
但是，不久，在一次相当大规模的“清除”过程中，萨特被认定为“精神污染”而首当其冲，《萨特研究》一书被点名，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批判文章，出版社献出批判小册子，将上述那本书的一篇万把字编选者序，视为大敌，竟不惜用几倍、十几倍的篇幅加以批挞，语言之尖刻为“文化大革命”之后学术界、文化界所罕见。当然，炮制了这本书的那位仁兄在他工作的“翰林院”中也就受到格外的“关注”，全院大会上，院领导以崇高的名义进行呵责，不止一个层次的领导同志找他“个别谈话”，要求写出“我对萨特的再认识”的公开文章，当然，本单位还要进行若干深入的调查，了解此书的“出笼经过”，不止一个平日与肇事者毫无交往，而此时自认为负有“教化”职责的同志，或者是自认为不能坐视不管的同事，也都热情洋溢地前来进行分析辩论与思想帮助。冯至是负责业务工作的所长，萨特的评价问题以及与《萨特研究》一书问题，其实更是他管辖范围里的事，然而，在整个那一时期，据我所知，他只是在一次公开的会上，言简意赅地讲过几句稳当平和的话，大意是，对萨特这样一个内容复杂的思想家、文学家，我们了解得还不够，应该加深研究，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他。除此之外，他既没有进行过义正严词的批判，也没有过问过《萨特研究》一书，更没有找那位仁兄个别谈话进行“思想帮助”，总之，他完全置身于那次“时尚大合唱”之外，这个时期，他书房里的某个情景，似乎颇能说明一点问题。
从批判伊始一直到最后雨过天晴、风和日丽，《萨特研究》也得以重印再版的整整一个时期里，我由于业务工作到冯至所长的家里去过两三次，有幸亲眼看见了他书房里的情景。
我见过不少国内外文化名人的书房。冯至的书房是我见到的最典雅、最精致、最整洁、最质朴的一个。明窗净几，一尘不染。两大排高档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整套一整套外文书的精装本，内容丰富，色彩缤纷。洁白的墙上挂着茅盾书写、赠送的一个条幅，除此之外，别无任何装点，窗前一张紫木的大书桌，桌面上由两个书档夹竖着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化学术书籍，几乎全是外文的，随时间的不同而有所调换，一看就是他近期关注与研读的书。在“清除”高潮时期，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他书桌的桌面上一如既往，整亮清爽，没有任何文牍，书档中夹着几本精装外文书，却有一本橘红色封面的中文书赫然在目，书脊有几个清晰的字样：《萨特研究》。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我又有一两次去他家，同样，我都发现《萨特研究》仍在他的书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我每一次见到此书时，都假装视而不见，并且远远避开有关《萨特研究》的一切话由，而冯至先生也从没有跟我讲过一句有关萨特与《萨特研究》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我之间始终都是一种不言、无言的状态，也可以说是一种最淡净的状态。
冯至担任研究所所长的二十多年期间，虽然我一直是他领导下的一个重要研究室的“头”，但每当开所务会议时，我经常是远离中心会议桌而坐在门口，我总觉得自己既无庙堂之志，就尽可能不要有“登堂入室”之态，只求实实在在做出几件事就可以了，因此，我与冯至先生具体业务关系很多，但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近乎，而总有着相当一段距离，这可能就是庙堂内与庙堂外的距离。当庆祝冯至先生88寿辰与悼念他逝世时，我这个本应写文章纪念他的“老学生”、“老部下”，却没有写出任何文字。我当时认为，这样的纪念活动与悼念活动，都是庙堂要事，我一直身处庙堂之外，唯恐自己的感受与文字不合庙堂分寸。虽然当时无所作为、无所表示，但我心里一直非常清楚，我这些年来做成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从《法国文学史》到《萨特研究》，都是以他的存在为重要客观条件的。他的宽容与支持成全了我，我感谢他。在他逝世十一年之后的今天，而我自己也已经七十岁了，我要道出我的感念，即使是从庙堂外的远处。
2004年5月4日
柳鸣九，著名学者，翻译家。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著作共四十余种，其中五种获国家图书奖或国家级图书奖。
一个人的花（外一篇）
翟永明
一个女人一生画花，一个女人从不化妆，一个女人一生活了将近一百年，一个女人将近一百年的生活有一半时间住在沙漠里。这个女人，怎一个酷字了得。
十年前，我在纽约一个画展上第一次看到这个女人画的花。里面有许多比例超大的花卉和植物，其中一幅画面触目地画着一朵大而丰厚的鸢尾花，巨大的花瓣充满了丰厚的感情，几乎冲出画布，花蕊部份被描绘得格外有力和嚣张，带有挑衅意味。画中出现的凹洞和圆形，的确让人联想到某些女性器官，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在勾引观众的目光，这朵花，这些花，都表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热烈，蛊惑，缠绵，有一种欲望之感，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女性标记。
可以说，画家奥姬芙是一个本质上的女性主义者，除了那些让她获得盛名的花卉静物，还有她自已作为模特儿的写真系列，以及有着强烈超现实主义印记的牛骨，沙漠和山谷，其实无一不带有女性主义的鲜明主义标记。“一花一世界”既是她作品的内在精神，而作为女性，她表现的花苞的内部结构其实也就是一个微缩了的宇宙乾坤，她通过这些细致，纯净，简练的形式表达了一个女性的精神空间。正因为如此，她也成为了美国艺术史上第一个举办女性个展的先行者。
这些花，画于二十年代，画于一个男性艺术为主导的时代，画于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盛行于世的时期，难免不被当时的艺评家归纳为性符号，也难免不因此而成就一个初出茅庐的女画家。尽管画家奥姬芙本人声称只是想画出“花的精神”，事情总归是这样，你越不想往那个地方靠，越会引起别人的幻想。那是二十年代，八十年前，现在的女艺术家才不会讳言自已的性明示呢。（而在当代，性暗示早已不是判断一个艺术品品质的条件了，性明示也不是，现在对艺术品质的判断，已大大超出了艺术本身，从这一点上看，仅仅“性”是不够的，即使是在开放不久的中国）。我也看过中国女画家画的植物，画的花，画的根茎，也充满了许多让人一目了然的联想，或者说，充满了这样，充满了那样，什么都可以是，就是不是花，也不是艺术。没有奥姬芙的敏感，尖锐，也没有她的简约，没有她超凡出尘的境界，更没有她的原创的能量。精确是艺术家的一个尺度，在这个范围内的自由才是真实的表达。
1917年，奥姬芙初次去新墨西哥州，她自己可能那时也没想到，此地将成为她漫长的后半生的栖居地。
从凤凰城到新墨西哥州首府桑塔菲，沿高速公路疾驶，路两边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当年我与两个朋友一起开车经过这里，印象最深的是两三人高的巨大的仙人掌，干涸的土地杂草丛生，荒凉辽阔的原野是印第安人居留地。从桑塔菲到陶斯，是很近的路程。陶斯是一个让我无比喜爱的地方，它是一个远离文明，但又自成一体的一个艺术中心，多少艺术家选择这里作为自己内心的塔希提岛，除了奥姬芙，还有作家劳伦斯，摄影家亚当斯等人。除此之外，陶斯那特别的泥屋建筑，也是吸引我的地方。当初在陶斯，我曾买下一件在当时极其昂贵的风衣，那是当地一位女艺术家亲手印制的布料所作，简言之，它不是一件衣服，它就是一件艺术品。在陶斯，这样的艺术品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