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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敏感，也捎带出东方精神的阴性层面，比如材料，比如展出方式，比如对环境的理解，比如从高处垂下的轻柔布幔里隐藏的缕缕乐声，比如排列成阵的竹和扬声器，它们全都借助中国文化形成一个“场”，一个有关传统文化，有关日常生活，有关空间的诗意，这个诗意是东方式尤其是中国式的，这个“场”却是超越地域直指当下形态的。秦玉芬在表现东西方不同文化时，更多的是去展现它们的和睦，而不是冲突。
我亲眼看到过那些牛高马大、金发碧眼的正版德国人，那些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欧洲人，走进秦玉芬这些东方八卦阵，立即产生一种阴阳相生相克的磁场效应，在静止的作品中，穿行着这些活动的物，他们成了她的异国情调，看上去很美，也很怪。在德国期间，我参观了很多这样的展览，很多亚洲艺术家的作品带有这种品质，你可以以艺术中的“东方主义”这一视角质疑他们的文化身份，也可以质疑他们是否过多依赖他者形象，过多提供“made
in
china”这一品牌，但这一直是无论国内海外，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家所共同面临的明显问题，且已快成为新的陈词滥调。“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民族性和全球性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提出来本身就包含着一个身份问题，你不能想象一个美国艺术家提这个问题，他们的民族性就是全球性。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一厢情愿还是几厢情愿的问题，一个夸父追日式的问题，套一个毛式说法可以比照：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答案可能隐藏在真正的问题的背后，也可能这本身就是压根儿没有答案的问题。
翟永明，女诗人。毕业于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现居成都，写作兼经营白夜酒吧。著有诗集《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等。
伊朗高原的阳光
张天明
伊朗的女子
刚登上飞机，mu就戴上一条黑色的头巾，将头包得只露出两个眼睛。mu是波斯文化专家，对伊朗的习俗极为熟悉。她告诉我，伊朗的女子必须戴头巾，穿长袍，把自己包裹严实。简单说不能露出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更不能和至亲以外的男人有身体上的接触。因此，到伊朗，不要和女子握手，以免尴尬。外国女子入境，至少必须戴上头巾，表示对伊朗风俗的尊重。我唯唯谨记，心中不免遗憾：那在唐诗中被反复赞美的“胡姬之美”，看来是无缘欣赏了。
伊朗是个美丽的国度，更是诞生古波斯文明的深厚土壤。行走在这片土地上，好像每一步都会踏上一个古老的传说，古波斯文化曾经的辉煌，今天的斑驳，时时撞击着我的心灵。然而，那些藏在黑色袍子和面巾下，在大街小巷来去无声的女子，匆匆而神秘，在伊朗高原上构成的这一道风景端的是独特，在波斯文化的背景上描出的这一笔自是深沉。
我缩紧我的双手，生怕一不留神触犯一个民族的尊严。
伊朗高原有一种植物叫做红花，是著名的妇科良药。红花的种植是将它的球茎埋在沙石里，在开花的时节，球茎上抽出细细的芽，它要顶开坚硬的沙石，在阳光下开出红色的花。慢慢地我发现，正如伊朗高原的红花，伊朗女子的美，伊朗女子爱美的天性，其实总是在顽强地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年轻一代，渐渐地不再戴面纱，因此波斯女子又黑又大亮闪闪的美目，就常常在头巾下深深而怯怯地注视着你。公园里也有羞涩的年轻情侣徘徊蹀躞。一些姑娘的深色长袍悄悄换成了勾勒出窈窕线条的浅色衣裙。头巾也时有红的花的，挑战着沉闷的黑色。在德黑兰人头济济的书展上，我甚至看到一个将头巾戴成围巾、身穿花连衣裙的绝色女子，面白唇红，美目流盼，丰胸细腰，和几个女伴巧笑倩兮，施施然招摇过市，就像在一片深色中开出的鲜艳花朵。在匆匆人流中惊鸿一瞥，顿觉艳光照人。我感到惊奇的是，它们和黑色长袍居然彼此相安无事。
伊朗女子的美，就这样地向我们无声而坚强地展现。而当美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显现时，美也就具有了独特的风姿。
参加社会工作的女子可能好一点？看来是的。穿长袍的伊朗女子在书展上勤奋地工作着。长袍头巾并没有影响她们采访、谈判或者指挥路人。但是，她们的态度是谦恭的，声音是细微的，表现出一种东西方文化混合的教养。我放松警觉，向一位要求采访我们的年轻女子伸出手去，试图与伊朗女子有深一点的沟通，寻找一点古丝绸之路的余温和回响。孰料，该女子竟然惊叫着缩回她的素手，好似面对的是一条蛇或者是一块火炭。
我尴尬于我的冒失，也真切地感觉到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这天晚上，我们出席一个出版商的家庭晚宴。既是家宴，想必尤其拘谨。我告诫自己一定不要失礼。进得门来，果然主宾一律盛装，恭立于门旁，行礼如仪地欢迎我们。我谨小慎微，鞠躬微笑，尽量表现一个古老文明大国国民的风范。忽然，一位老年妇女微笑着，毫不犹豫地向我伸出了她的手。我略一迟疑，立刻伸出闲了几天的手握住了它。我十分高兴，说：“您是第一个和我握手的伊朗妇女。”女士一听，立刻伸开双臂热情地拥抱并亲吻我说：“那么，我再给你一个第一！”所有人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原来，女士和她妹妹都是伊朗著名诗人，两姐妹为了追求自由，走出家庭后一直独身，是伊朗受过教育、最具叛逆精神的伊朗妇女的代表人物。她说过：“我吻女人，也吻男人，吻每一个人，我的宗教就是爱。”这使人想起走出家庭的娜拉。鲁迅先生曾经问过：“娜拉出走后怎么办？”我想，在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伊朗，鲁迅先生可能也不会再发出这样的疑问了。
这天晚上，女诗人谈文学，谈出版，谈东西方文化交流，潇洒自如，充分展示了成长于波斯文化沃土的现代女性风采。从她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的，是伊朗知识女性的智性和诗性之美，是伊朗女子深藏于天性中那种热情奔放、追求自由的精神之美。
诗之伊朗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偶尔读到郭沫若翻译的海亚姆的《鲁拜集》。我当时被深深吸引。我惊奇地发现，伊朗11世纪诗人所歌唱的主题，与中国古代诗人的诗歌主题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海亚姆在他的哲理诗中，歌唱美酒，赞美女人，感慨人生的短暂，叹息时间的无情。他时时举着酒杯，追问上天的奥秘。这种诗酒人生，跟中国古代诗人的生活颇多相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中国古典诗歌和海亚姆的鲁拜，常常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意境。据说鲁拜和绝句，在格律上都完全一样。
看那直薄云天的殿堂，
帝王曾在此徜徉。
我见那墙垛口一只布谷鸟声声逼问：
帝王们现在何方，现在何方，现在何方？
这是海亚姆的诗（张鸿年译）。面对历经风雨的宫殿，诗人感叹浮华如水，物是人非。这使人立刻想到杜牧的绝句：
山围故国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
夜深还过女墙来。
古波斯文学对于我遥远而神秘。它总是浮动于模糊深色的时空之雾那一边。那条红线一般穿过这团浓雾的丝绸之路，波斯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相近相像，反而使它更神秘。那个诗歌的国度，和我所在的这个古老诗国，有着怎样的文化渊源？后来我读过很多学者这方面的论述，终于还是不甚了了。
但是，只要踏上伊朗的土地，你总能碰到的主题就是诗。
在德黑兰大酒店宽阔的大厅里，伊朗友人征询我们的意见，是去伊斯法罕还是去设拉子？曾经是古王宫所在的伊斯法罕，有许多盛极一时的宫殿的遗迹，比设拉子漂亮迷人。但是我没有犹豫，坚定地选择了设拉子。根据我出发前恶补的波斯文学史知识，古波斯文化，世界三大古典文明之一，有一批名字在世界文学史上闪闪发光的诗人。而构成波斯文化的四大柱石的四个大诗人，有两个的陵墓就在设拉子。一个是萨迪，一个是被称为“设拉子夜莺”的哈菲兹。哈菲兹出生在伊斯法罕，却生活在设拉子。他一辈子歌唱爱情，追求自由，最后死于极度贫困。哈菲兹的抒情诗，是波斯文学空前的高峰，在世界上有着极高评价。大诗人歌德在读了哈菲兹的抒情诗后非常动情，极为赞赏，对哈菲兹无比钦佩，并模仿哈菲兹诗体，创作了著名的《东西诗集》。设拉子，诗人之城，怎么能够不去！
哈菲兹的陵园在设拉子近郊，有着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一座小院里，是他圆拱型的纪念亭。伊朗高原的强烈阳光，倾泻在哈菲兹陵园蓝绿色的屋顶上，使人有点晕眩。使人晕眩的不仅是阳光，还有在我身边浮动起伏着的、无声的诗之歌吟。哈菲兹还在歌唱。他是那种天生的歌者。他的歌唱是生命的呻吟，歌声常常随着情感的起伏自由流动，没有诗题，没有起承转合，甚至没有完整的结构，只有情感在流淌。读哈菲兹的诗，就是读他敏感的心灵，读他痛苦的思索，读他仰望夜空时眼神的迫切与迷离。在设拉子近郊，在这片鲜花和阳光都很耀眼的平原上，沉浸在哈菲兹有点神秘色彩的歌哭中，我有点明白了。我们的先人也是这样歌唱的。我们的先人也曾这样欢乐，痛苦和迷离过。两个古老诗国相通的，是诗性的思维和情感。
伊朗，诗歌之国，处处是萨迪、哈菲兹和海亚姆的流风余韵，时时闻得到诗的清香。现代伊朗诗坛颇为活跃。书店里诗集很多；德黑兰书展的摊位上，文质彬彬地向读者推销诗集、当垆卖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