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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组织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春天，日军进犯台儿庄，受到重创之后，日本军阀便调集海陆空三军，大举进犯徐州，中日两军展开了徐州大会战。1938年5月24日，中国军队败退，徐州失守，苏北、豫东沦陷。黄河在郑州以东的花园口，人为的决口。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郑州移到洛阳。派到豫东的40名民运指导员，有39名随着军队撤到黄泛区以西，只有我一个仍留在豫东商丘地区。国民党在商丘地区的党务专员、各县的县党部书记长，都已逃跑。我联合商丘地区民运专员宋克宾、虞城县长蔡洪范，发动各县民众抗日自卫队，展开了游击战。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宋克宾任司令，蔡洪范任总队长，我任政训处长。我们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遗留在地方上的枪支弹药，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和爱国学生，队伍迅速壮大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组织，就发展成了一支拥有五六千人的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受到程潜将军的亲自接见、长官部的表扬、政训处的慰问；参加了政训处举行的欢迎晚会。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
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 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风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冬，彭雪枫同志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豫南竹沟镇，经西华县来到豫东鹿邑县。先驻王皮流、自马驿，尔后移驻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受到宋克宾等人的欢迎。我单独和彭雪枫同志见了面，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并转交了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他表扬了我的工作，并要我继续搞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8．豫东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暂编第二军
1939年春，程潜将军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天水行营主任，行营设在西安。由卫立煌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国民党官场的习惯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卫立煌撤了宋克宾的豫东专员兼保安司令职务。宋克宾把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两颗印交出了，但没有交出我们原来组织的豫东抗日游击队。
在程潜将军支持下，将原来的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军，调河北省抗日。宋克宾任军长、我任政治部主任。我们将部队改编为三个师，于1939年5月，开到河北大名地区。在此休整了不久，继续前进。在大名、南宫之间，遭到日军扫荡。由于人地生疏，武器悬殊，部队受到惨重损失。我们将部队撤到大名以北的草帽辛庄一带。士气低落，军心动摇。当天晚上，在军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有位师长提议，部队仍回豫东。他说：这个部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豫东人；回到豫东，如果遇到日军扫荡，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扛着枪回家；三天之内，就又可以集合起来；离开豫东，就没有这个优越条件，这是此次遭受到惨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籍的军官赞成这一主张。军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回豫东没出路，因为我们原驻的防区，已被河南省保安队接收了，豫东靠陇海铁路的地带，已被汉奸部队控制了，豫东已经没有我们立足之地。军长插话说：张岚峰（汉奸军长）是同乡，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同事，不至于不让我们吃碗饭。我又说：我主张将部队调回大名地区休整，设法打电报（我们的电台丢了）给天水行营主任程潜，请求办法。军长又插话说：远水不解近渴。散会时已经深夜，军长留我住在军部，但我反来复去睡不着觉。我根据会上的情况分析，部队很可能回豫东；回到豫东的唯一“出路”就是当汉奸。我当即想到我是共产党员，我绝不能被他们裹挟去当汉奸。我决定马上离开军营。天还不亮，我就带上手枪，走出军部。为避免泄露机密，我没有回政治部取衣物。我一直向寨门走去。寨门尚未开启，我就上了寨墙，从一个小豁口，跳出寨外，到了我熟悉的一个营部。这个营的营长叫张绍光，是我作民运工作时联系的一位小学教员，他年轻热情，有抗日救国的决心。我向他介绍了昨晚军事会议的情况，并说：我看宋克宾有带着部队回豫东当汉奸的企图，我不能与他同流合污，我要到西安去见程潜主任。张营长一拍桌子说：葛主任，老宋（指军长）当汉奸，我也不干了，我有一辆新买的德国大飞轮自行车，你骑着上西安去吧。我说：好！我把手枪交给张营长，就骑上了自行车，开始了新的行程。
第一站我到了大名地区专员公署，专员丁树本知道我的情况后，送给我路费五十元。为了便于通过敌伪控制区，我脱下了军装，换上了便衣（新买的）。第二天我到了陇海铁路刘堤圈车站以北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位我打游击时认识的农民，他在夜间送我穿过日军沿铁路修筑的封锁线。过了铁路，我就奔向新四军彭雪枫部原驻的永城县书案店。到达之后，才知道彭雪枫同志已经率部东进，书案店有该部留守处。该处的负责同志告诉我说：吴芝圃副司令还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今晚也要出发。经过联系，吴芝圃同志骑马来到留守处。我向他汇报了情况之后，并问：我是否可以把宋克宾部的一部分部队，拉到永城来与新四军合作抗战？芝圃同志说：这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合。他要我赶快到西安，找程潜主任，设法使宋部不当汉奸。并说：如果宋部真正投降了敌人，当了汉奸，你就利用程潜的关系，留在天水行营工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吴芝圃同志当晚率队出发了，次晨我也离开了书案店。
原在商丘、永城、亳县（华陀、曹操的故乡）边区的抗日部队，蔡洪范纵队开赴河北，彭雪枫支队东进了。这一地区成了真空地带。商丘、永城的日寇、汉奸常来骚扰，并建立起了一些村级的汉奸组织。我从书案店到龙岗集，就遇到汉奸组织的盘查。为安全起见，我到龙岗集（我在这里驻过防）附近，找到一位和青红帮有联系的王先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说：他可以保证我的安全；但不能向西走，因为亳县已经驻上了汉奸部队；而要向南走，到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的故乡）之后，再向西走。王先生留我在他家住了一天，他就通过青红帮的关系，把我送到蒙城。在这里见到一位青帮的老师傅，他五十多岁，梳着莲蓬头，留着脸鬃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