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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罪，何患无词“。
2．被判无期徒刑坐冤狱18年 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北京市看守所
北京市第一监狱
山西大青窑煤矿
山西省第一监狱
在北京草岚子看守所
1957年12月24日深夜，我和孩子已经入睡，啪！啪！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我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穿便衣的、两位穿警服的人，有的还带着手枪。我让他们进了书房。他们问了我的姓名，然后拿出一张”逮捕证“，要我签字。我问：为什么逮捕我？他们说：”你是反革命。“我说，”我自学生时代，就参加了革命队伍，为革命作了很多工作。“他们说：”有理以后再讲，你先签字吧。“我在”逮捕证“上签了字之后，他们拿出一副手铐，铐在我的双手上。他们就开始了查抄，检查了我所有的衣箱、书箱、抽屉、五屉橱等。当他们查到我穿着国民党的军装、骑在日本的战马上照的一张像片时，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这不是反革命的‘证据’吗？“其实，那匹日本战马是我在打游击时俘获的战利品，那套国民党军装是我做地下工作时穿的掩护服装。而今这些东西竟然成了反革命的”证据“，天下哪有这种道理？检查后，抄去家属的全部首饰和小儿的百日锁等财物；还抄去我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我打游击时写的一本日记、国民党军装两套、军装带两条以及那张我骑在日本战马上照的像片。查抄完毕，天已拂晓。我带着手铐，扛着行李，上了公安局的吉普车，被押送进监狱。
我迸的这个监狱，对外保密。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它在北京西安门附近的草岚子胡同，犯人们把它叫做草岚子看守所。尔后听说这个看守所的历史很悠久，原是国民党的”北平军人反省院“，关押过很多共产党员。刘澜涛、刘子久、薄一波、杨献珍等老同志，解放前，都在这里被关押过。
我迸这个看守所时，里面关押的绝大多数是反革命犯。这个看守所的任务，是对犯人进行预审，侦查犯罪情况，做出预审结论（结案）。然后将全案移交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根据起诉书，开庭审理。被诉人（犯人）与公诉人（检察员）进行辩论。法院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判决。判决无罪者，当庭宣布”无罪释放“，被判徒刑者，移送劳动改造单位执行。这是一般犯人进入草岚于看守所之后，必经的过程。
关押在草岚子看守所的犯人，没有生产任务。一日三餐之外，就是坐在监号的木板床上，反省检查自己的问题，以便提讯（过堂）时交待。每天除了放茅（上厕所）、放风（跑步）之外，犯人不能出监号。关押在这里的犯人，不能接见家属；家属每月可以送一次生活必需的东西，如手纸、食盐、肥皂等。在监号里，手纸比钞票还重要。
现在谈谈我到草岚子看守所之后的情况。公安局押送我的吉普车直接开进草岚子看守所的大门。
公安人员把我交给了看守所的管理员（看守）。管理员给我下了手铐。他说：小刀、钞票等物都不准带进去；你如果有，就交给我代你保管。我把兜里带的3圆人民币交给他。他问：你是否买手纸？我说：买。他递给我一刀粗手纸和一张存款条。就把我送进监房，交给了监房管理员。我被关进了监号。这是一间约有10平方米的小屋，门窗都是铁的。门上有个宽约有3厘米，长约10厘米的小孔，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从里面看不到外面；这是专为监视犯人用的，名字叫做”窥孔“。靠窗户的一边有一个木床铺，可以睡5个人。监号的一角有个大尿桶，供犯人小便之用，放茅时就提出去倒了。我迸监号时，里面已经关押了两个人，他们正在洗脸。我刚放好了行李，外面喊：开饭。管理员给我送来了一双竹筷子，两个粗瓷碗。那两位同学（在北京犯人之间互称同学，以后在山西监狱，犯人之间不准称同学）打进了饭，每人一个窝窝头，一碗棒子面粥，一块萝卜咸菜。早饭后，指导员找我谈话，给了我一些开导。他说：”不要顾虑重重，只要坦白交代，仍有光明前途。“
第二天早饭后，一位女管理员在监房门口喊：”葛佩琦，出来！“我出了监号，她一挥手，要我跟着她走。她领着我出了监房院的大门，把我交给了一位武装战士，他把我带到了另一个院。这个院内有一排北房，开了五六个门，每个门旁都挂着”审讯室“三个字的牌子。我进了审讯室，看到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正是前天晚上逮捕我时，那位穿便衣的人。他让我坐下，并说：你刚进看守所，可能有些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他问不我的简单经历和家庭概况。然后说：把你带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楚你的问题；国家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交待问题，就有前途。最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没有？我说，我爱人患心脏病，在西郊休养；我女儿因猩红热后遗症，住在儿童医院；她们不知道我被捕的情况，我想写封信给我爱人。他考虑了一会儿，对我说：可以，你写好了信，交给管理员，要他转给我，我代你发（按规定，没有结案的人，不准写信）。
1958年春节后，一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对我进行系统地审讯。先讯问我的历史经历，后讯问我的”犯罪情况“。当我谈到1938年我在河南商丘地区组织豫东抗日游击队时，审讯员问：”你组织游击队干什么？“我说：”抗日。“他一拍桌子说，”国民党是积极反共的，你会是抗日的吗？不要胡说。“当审讯员问我：”你在东北当‘国民党少将’，都干了些什么事？“我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地下组织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的；我搜集了国民党的大量重要军事情报，报给我党地下组织。“审讯员怨声斥责说，”你是‘国民党少将’，你怎么会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公然污蔑共产党，这是审讯室，你要小心，你再这样胡说，就要罪上加罪。“这次审讯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激烈斗争。我想，我如果再坚持我是共产党员，可能遭到严厉的、危险的惩处。于是”不要拿着鸡蛋碰石柱子“、”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些话就在我的脑子中起了作用。从此以后，我在被审讯时，不再说我是共产党员。审讯员给我的”写亲笔供词提纲“中， 也没有要求写入党和做地下工作的情况。这第一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6次，有时自天、黑夜连续进行，简直是精神折磨。
1958年秋，那位年轻的审讯员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系统审讯。这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和第一次系统审讯的内容基本上相同。在这轮审讯过程中，审讯员提出一个新问题：你出卖了共产党的哪些利益才当上”国民党少将“？我说：我不但没有出卖共产党的利益，我还给共产党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抗战胜利后，党中央西安地下情报组织派我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只是我们这个情报小组就有四个人；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和我在工作上取单线联系的李年，也是以”国民党少将。名义为掩护。这第二次系统审讯共进行了30次。
1958年冬初，审讯员交给我一份“写亲笔供词提纲”，其中没有关于我参加共产党和做地下工作的内容。审讯员要我根据提纲写“亲笔供词”。我很快地写好了，交上去。过了不久，审讯员告诉我，你的问题己经“结案”，听候法院开庭审理。对于一个坐在监号里，吃窝头，喝菜汤，经过漫长岁月的坐监人来说，一旦得到“结案”，也是一件喜事。
1959年2月下旬，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送给 我一份起诉书。管理员要我好好看看，准备开庭。起诉书的主要内容是，把我的革命历史诬为“历史反革命”；以1957年报刊上对我的那些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诬我为“公开叫喊要杀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它要求法院对我“依法惩处。
在开庭前两天，一位女管理员找我谈话。她说，”你的案子后天开庭，你是否请律师辩护？“我说：”我已经交代清楚了，用不着请律师辩护，由法院看着办吧！“那位管理员说：”请律师还得花钱；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以起诉书为根据的。“
1959年3月4日早饭后，管理员开开监号门，叫我去开庭。我以为开庭要到法院，其实不是，法庭就在草岚子看守所。出了监房院的大门不远，到了看守所的另一个大院。院内有一栋座北朝南的瓦房，门上边写着”法庭“三字。庭内摆满了木制的长条椅子，但无人旁听。法庭的东头有一个审判台，上面坐着审判员、检察员、书记员、陪审员；审判台前面，站着几名法警。我迸法庭之后，坐在一条木椅子上。
审理开始，审判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工作单位。然后由检察员宣读起诉书。读完之后，审判员要我陈述意见。我说：起诉书控告我的”罪名“，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条：第一条控告我是”历史反革命“；第二条控告我是”现行反革命“；根据事实，这两条”罪名“都不能成立，现将理由陈述如下：
起诉书控告我为”历史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不错，我曾担任过”国民党军委会委员长天水行营少将特派员“、”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等；但这不是我的职务，而是我的掩护身份，是共产党领导人让我去担任的。在这些名义的掩护下，我曾策动大批汉奸部队反正，编入抗日部队序列；我曾掩护建立沈阳地下电台并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