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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说我”借党整风之机，攻击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和政治运动，叫嚣要条共产党人和推翻人民政权。“认定这条罪名的”证据“，都是从1957年报刊上抄下来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例如起诉书上引用的：”肃反搞槽了，统购统销搞糟了，老百姓把用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人民生活提高的是过去穿破鞋进城，现在尘上小汽车的党员和干部“。”党员起了监督群众的便衣警察作用，因为党组织要他们作情报“。”今天党群关系和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干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等等。起诉书从报刊上引用的这些话，不是我的原话；报刊上发表这些言论时，没有经我同意，没有经我签字，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毛主席多次说：“右派问题是故我矛盾，我们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既然把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我在整风座谈会上的发言，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根据以上两点理由，所以起诉书控告我为“现行反革命”，也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述，我既不是历史反革命，也不是现行反革命，请求法律依法宣告无罪释放。检察员对我的答辩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陪审员说：请法院根据检察院的控诉和被告的答辩公正判决。审判员问我还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审判员宣布：辩论终结，听候判决。退庭。
在北京市看守所
1959年4月中旬，政府把我从北京草岚子看守所送到北京市看守所。在这里被关押的大部分是判了刑的人，有反革命分子，也有刑事犯罪分子。这是一个劳改单位，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大都有生产任务。我被分配做折页子工作。即把印好的大张书面，按页码折叠成小张，以便装订成书。在这里，窝窝头成为激发劳动积极性的手段，产量高的，每人每餐4个窝头；产量低的，每人每餐3个窝头；没有参加劳动的，每人每餐两个窝头。白天劳动8个小时，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学习的唯一要求是“认罪服法”。被判了刑的人，每月可以接见一次家属。
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的案件做出了判决。7月初我接到了判决书。判决的主文如下，
查被告葛佩琦历充蒋匪要职，积极为敌效劳。长期充当蒋匪特务，发展情报人员并亲自搜集我军情报，报于敌特机关。参予镇压学生运动。多次诽谤我党，鼓动蒋匪帮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气焰。解放后对其主要历史罪行又长期隐瞒，拒不向政府坦白。人民政府未念旧恶，给其安置工作，在人民大学担任讲师的重要职位。被告本应感恩自悔，痛下决心，彻底改造，重新作人，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被告却相反，视人民对其宽大为可欺，死抱反动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乘党整风之际，即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向党和政府展开全面的进攻，竟公然叫喊要杀共产党人，要推翻人民政府。被告这些严重罪行，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故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葛佩琦犯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证物：匪（指国民党）军衔花8个、帽徽一个、证章3个、军服两套、军服带两条全部没收。
读了这份判决书，我想起了草岚子看守所那位女管理员的话，“辩护，不辩护，都是一个样；法院是听党的话的”。这真是经验之谈。
对于这个判决，我曾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多次提出申诉，都被驳回了。好象这个判决是很“正确的”。这个判决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请看看21年后，即198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再审判决吧！
接到判决后，我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波动。我想：我自参加革命以来，舍生忘死，打入敌人营垒，为国家为革命，冒险犯难，奋力战斗，坚强不屈。而今蒙受如此奇冤，生死道路，何去何从？！我又想：我的革命历程，一步一个脚印，历历可数，有人作证；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我的冤案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这是我能含冤奋斗，度过18年冤狱的精神支柱。
1959年7月下旬，我二哥葛畔瑜、四哥葛畔宫带着我的五个孩子，到北京市看守所探望我。这是我被捕后20个月，第一次见到家属。我感到很高兴，但高兴中包含着无限悲伤！我二哥自小在家乡种地，帮助我来北京读书，我每次来北京时，他总是用我们家养的小驴，驮着行李，送我到距我村60里的兰村车站，上火车。他现在的生活很困难，我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给他增加了累赘。从他的谈话中，可以听出，我的被捕，给他增加了很多忧愁！他再三劝诫我，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抚育孩子。从我14岁的大女儿口中得知：由于我的被捕，她母亲的心脏病加重，不能下床。她在北京师范大学二附小（现在的北京实验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现在的北京实验中学）。为了帮助她有病的妈妈照料弟弟妹妹，她上了一年，就休学了。看看嗷嗷待哺的小女儿，我心如刀绞！我为革命冒险犯难，舍生忘死，忠心耿耿，坚贞不二；今天落得身陷图国，累及兄长，贻误子女。孰实为之？孰令致之？难道是共产党无情吗？不是。而是共产党内部的极少数坏人，为了私人利益造成的。
我在北京市看守所关押5年之久，身体条件大为减弱，血色素最低到了3。5克，先后患过大便出血、肋骨结核，干部送我到公安医院治好了。1962年秋，我的右脚拇指生了一个毒疮，由于治疗不当，几乎造成小腿截肢；至今还留有腿脚麻木的后遗症。
在北京市第一监狱
1964年春，我被由北京市看守所，转送到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一所古老的监狱，现在是一个人的劳改单位。内有织袜子工厂、塑料工厂、鱼杆车间等。我因为患病，未参加劳动，长期住在监狱医院的病房。在这个监狱被关押的人，多数是被判长期徒刑的人。我利用住病房的时间写申诉。当时，正值该监狱对犯人进行冬训的期间，监狱长曾三次找我谈话，暗示我只要停止写申诉，就算认罪服法，可以考虑给我减刑。医院的刘院长也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写的申诉“一文钱不值”（意思是说写申诉减不了刑）。他并叮嘱我，你趁着冬训期间，好好学习，认罪服法，是有出路的（暗示可能减刑）。在劳改单位，领导干部能对被改造者做出这样的暗示，是不可多得的。但我就是接受不了。写申诉，我一写就是几万字、十几万字；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只能东拉西扯写几百字。因为无罪可认，我也不愿欺骗政府。别人利用冬训期间写认罪服法汇报；我写申诉书。这次申诉，我其写了240页，约12万字，一位王队长用一寸多长的铜钉，给我装订成册；并说，他负责给我转呈上去。我的这份申诉转呈上去之后，也是石沉大海，否无批复。
在山西大青窑煤矿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市当局为了清理政治环境，准备把住在北京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统统疏散到外地去。8月6日晚上，把由各劳改单位集中到北京市第一监狱的500多名已经判刑的“反革命分子”，押上铁闷子火车，沿路不停，专程送到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大青窑煤矿，我是其中的一个。大青窑是一个劳动改造单位，属山西省劳改队第四支队管辖。来到这里的被改造者，唯一的劳动任务就是下煤窑挖煤。我因为在北京看守所脚生毒疮造成的后遗症 腿脚麻木，走路还得架着双拐，所以没有下煤窑。大青窑在雁门关以北的塞北，气候寒冷，对我的腿脚麻木不利。劳改队的贾政委为了照顾我的病情，派干部把我送到太原第一监狱。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贾政委被批斗，被调离原单位。
由大青窑到太原的火车上，我看到20多位中年妇女，头发被剪得七长八短，脸上被抹上一些灰，胸前挂着一块约20厘米宽、30厘米长的木牌子，有的写着“右派分子”，有的写着“坏分子”。据说：她们是天主教的传教士、修女，被批斗后：从北京疏散出来的。从而我联想到我刚到大青窑时，写给我在北京的二哥葛畔瑜一封信，被退回来了。信上面批着退回的原因：“收信人迁移新址不详”。当时，我很清楚我二哥没有条件“迁移新址”，为什么邮局把信退回了呢？甚为不解。看到那些被疏散出北京的妇女，我想到由于爱我的株连，我二哥也可能被“疏散”出北京了。后来了解到：在我被押送到大青窑之后，我二哥的家被“红卫兵”抄了，我二嫂被打死了，我二哥被遣送回山东农村了。由于生活困难，无医疗条件，病故！
在山西省第一监狱
1966年8月下旬，我到了山西省第一监狱，地址在太原，对外叫做太原联保工厂。内有塑料、制铝、印刷、制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