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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再按原路线送一趟羊奶，回来吃了晚饭，不误上晚自习。羊奶场负责给我交学费（每学期初中8元、高中10元），每月发给我工资3元。第一学期我的各门功课的总平均分，在初中全体同学中列第二名，学校发给我8元奖学金。加上我半年的工资18元，就够了一个学期的饭费。第二学期的学费、饭费解决了，我又安心读书了。开学不久，在日本勤工俭学的我的三哥葛畔珍奇给我日币5元，折合银元10元，够买书和零用了。我就这样半工半读，上完了高中二年级。
由于我必须每天给用户送羊奶，所以寒暑假我也不能回家（也没有路费回家）。寒暑假留在学校，每天除了送两趟羊奶之外，我就抓紧时间读书。我用了二年的时间，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于1933年暑假，我从高中二年级，越级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
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我接受了一位山东同乡王晓清先生的聘请，到他家当家庭教师。在他家住宿、吃饭。他家离北京大学约3里地，我每天8点以前，徒步到北京大学上课；中午在北大附近的小饭馆，吃碗面条或炒饼，下午4点下课后，回到王同乡的家，给他的两个儿子辅导功课。晚饭后，我和学生一块在书房里读书或做作业。王同乡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当过北京房山县县长和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他交游颇广，为人义气好客。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他家吃饭、打牌（打麻将）。为了尊重老师，也是为了摆阔气。王同乡总是请我到上房陪客吃饭、打牌。我是只陪客吃饭，不陪客打牌，所以我至今不会打牌。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我请做饭的师傅，给我把饭送到书房吃，就不再到上房陪客了。
北大物理系的课程很紧。王同乡的全家，对我虽然都很好，很客气，但我不能集中精力学习。所以到大学二年级，我就告辞了王同乡，搬到了北大西斋宿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经人介绍，我到一所中学兼教数学课，每星期上课6小时，每小时6角钱，可以维持生活。我到大学四年级，有一位日本牧师清水安三，在北京朝阳门外，办了一所祟贞女中，请我去担任理化课教师，每月薪金36元，我的生活献比较富裕了。以上是我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经过。
二、 抗日救亡搞学运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2．“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3．我参加发起和组织北京大学学生会
4．在“一二·一六”运动中我被逮捕
5．支援平洋学生南下扩大宣传
6．我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7．“三·三一”抬棺游行
8．为恢复学生会和营救被捕同学而斗争
9．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13．发动北大同学参加“一二·一二”示威游行
14．学习游击战准备上前线
15．支援“七·七”抗战创办伤兵医院
1．抗日救亡匹夫有责
我考进北大之初，专心读书，很少过问政治。但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政治空气很浓厚。课余饭后，同学们谈起活来，大部分是谈政治问题：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共产党对时局的态度是什么？等等问题。我在中学读书时，接触过一位思想进步的老师，读过一本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对政治也有点兴趣。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我对时事政治也关心起来了。
1931年“九·一八”之后，国民党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主义；调集50万军队到江西“剿共”。其结果是：把东北四省拱手送给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又于1933年5月，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从冀东、察东撤出中国军队。于1935年6月，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从冀察两省、平津两市撤走中央军、东北军，并且取消国民党在该两省、两市的省党部、市党部。当时，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具体的行动是：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各党各派共同抗日。至此我认识到，要抗日救亡，就必须靠拢共产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何梅协定》签定之后，日本便大举增兵华北，并将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在政治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并要求在冀察平津成立“防共自治”机构。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大小汉奸蠢蠢欲动。先后发生了香河事件，天津事件。1935年11月24日，在北京以东40里的通县，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冀东20多县，脱离了中国政府的管辖。当时，日本军用飞机经常在北京上空低飞侦察；日本浪人到处横行霸道，奸污妇女，贩毒品。北平学生喊出了“华北之大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我深切意识到：抗日救亡，匹夫有责。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
2 “一二·九”运动轰然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或示威，激起全国学生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北平的绝大多数大学、中学都建立起进步的有朝气的学生会，成为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1933年，国民党为镇压学生运动，将宪兵第三团调到北平。大批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被捕、被杀；各校学生会几乎都被破坏了。
在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彭涛同志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秘密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在学联的发动下，北平许多大、中学校开始恢复或组织学生会。我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发起和组织工作。
国民党为顺就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筹备组织冀察“自治”机构。1935年11月，南京政府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华北代表处长官。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住在中南海居仁堂。他接见了一些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他与日本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决定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一个总揽冀察两省、平津两市军政大权的机构。由29军军长宋哲元任委员长，有些委员是老牌亲日派。消息传来，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立即决定：由北平学联发动各大、中学校学生，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找何应钦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如果请愿不成，就改为游行示威。得到通知的各校学生，于12月8日深夜，作好了游行准备。
12月9日凌晨，北风凛例，寒气逼人。各校学生，冒着严寒出动了。在北平城西北约30里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8点钟就到达了北平西直门。但城门紧闭，铁门加锁。城上城下，布满了国民党的武装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学生要求开城门。军警说：没有上级命令，谁来也不能开门。城外的学生队伍，转到阜城门、西便门，铁门都已上锁。学生们气愤填膺，斗志昂扬，就在城外的大街小巷，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他们从早到晚，斗争一天，滴水未进，忍饥受寒，直到暮色苍茫，才徒步返校。
地处西直门内的东北大学学生，天还不亮，就集合编队，准备到西直门迎接城外的学生队伍，共同游行。当他们得知西直门早已关闭，城外的学生队伍进不来城，便群情激昂，怒不可遏。他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高举校旗，单独出发了。同学们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迈着健壮的步伐，走上街头。沿北沟沿（现在的赵登禹路）南进，转到西四牌楼以西，遭到军警堵截，展开激烈搏斗。学生们冲破军警的包围，与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队伍汇合，经府右街，奔向新华门。
地处西城的中国大学（现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所在地）的大门，天还不亮，就被军警层层包围了。学生们越墙而出，集合前进，沿途给被阻拦在校内的师大女附中的学生解了围。大家共同游行，经过西单，进到新华门。
新华门是中南海的南门，何应钦住在中南海的居仁堂。听说学生们要来请愿，便大门紧闭。门前排列着枪上刺刀的军队和架着机关枪的车队，戒备森严，杀气腾腾。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越来越多。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学院、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大学女附中、市立女一中、东北中山中学、艺文中学等校的学生，都先后到达了。到上午10点多钟，汇集到新华门前的学生，约有二干人。看到新华门外气势汹汹的国民党武装军队，学生们更为气愤，大家挥动着旗帜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打倒汉奸卖国贼！”
“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I”
“反对华北自治！”
“收复东北失地！”
“武装保卫华北！”
学生们在新华门前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六项请愿要求：
（一）反对成立华北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他类似组织；
（二）反对中日间的一切秘密外交，立即公布外交政策；
（三）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大会推出12人，作为前往居仁堂找何应钦请愿的代表，但是新华门紧闭，学生代表进不去。学生们的斗争情绪，越来越激昂。坚持到中午，何应钦的秘书侯成被迫出来接见。代表们强烈要求何应钦出来与学生见面，并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