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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租房子。房管员说：你拿出户口本看一看。我说：我刚回北京，还未报户口。房管员说：我们是北京市的房管局，你没有北京市的户口，即使有房子，也不能租给你。我拿着太原市粮食局发给我的转粮食关系证明，到北京市粮食局领粮票，粮食局的同志说得更干脆：你先拿户口本来领粮食本，再拿粮食本领粮票。我住的郊区农村，离城约有20里，我的视力又不好，为了解决这三个小问题，几 乎每天都要克服困难，跑个来回。我上访过北京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局东城分局、交道口 派出所、市房管局、东城区房管局、交道口房营所、市粮食局、东城区粮食局、街道办事处等等机关。费时三个多月，这三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我听说这次宽大释放原国民党在押人员的文件，是由中央统战部和国家公安部发出的。于是我到中央统战部上访。接待的同志说：我们统战部只管政治，关于生活安置问题，由公安部和北京市负责。我又到公安部上访。我说明来意后，接待的同志说：政府既然让你回来，北京市就得让你吃饭，不管别的问题怎样解决，粮票问题总得先解决。他要我写了一份材料，由公安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
过了一段时间，我到北京东城区区委统战部上访，谈了公安部的意见，要求解决粮票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负责人于水旺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接受我的要求。他当即打电话给公安局东城分局，建议每月先借给我粮票，以便生活。东城分局同意了。我到该分局见到一位魏同志，他约定9月10日陪同我到粮食部门］，办理借粮票手续。9月9日，毛主席逝世，北京各机关都忙于办丧事，我的借粮票问题也延期了。9月下旬办妥借粮票手续，每月可以从北京东城粮食局借到粮票28斤。每月18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和28斤粮票，这是我回到北京后的唯一生活来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形势开始好转。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分局研究决定，给我单位户口，报在我女儿的住处。这样解决了我的户口问题，我成为北京市的正式公民。剩下的一个问题是住房问题。东城区委统战部虽然已经和房管所联系了关于我的住房间题，我自己也多次往访房营所，回答总是说：没有房子。1977年1月8日，我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同志。信中谈到我当时的困难处境 我回到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没有一个安定的住所。邓大姐把我的信转给了东城区委。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我去看房子。这是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座落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东大街96号的大杂院内。我到房管所办了租房手续，于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小平房。我命名这间小屋为”九六陋室“。虽然是陋室，却是我的发祥地。我读书、睡觉、做饭、写申诉、接待新闻记者…都在这间小屋里。我在这里向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单位写了100多份申诉（其中包括胡耀邦同志批的那封申诉信），接待了几位新闻记者，我的冤案便大白于天下。我在这间小屋里还辅导了6名高中毕业生考大了大学；其中的一名还在美国得到了博士学位。
现在介绍一下大院的情况。这个大院共住了16户，有14户是工人家庭，有一户男的是中学老师，女的是工人师傅，他们对我都很照顾。特别和我住隔壁的李学俭师傅，他是河北省吴桥县大，在南口暖瓶厂工作。他看我生活困难，主动要借钱给我，我婉言谢绝。安炉子、挂蚊帐等我做不了的家务活，他主动帮忙；他家改善生活，他的老伴赵同志总是送给我一份。当时我的视力很差，烧蜂窝煤对不上眼；他女儿炳芬、儿子炳洲、炳海轮班给我生炉子、封炉子。大院内没有厕所，要到大门外小胡同上公共厕所，晚上我看不见路，由炳洲或炳海领着我去。张梅芬同志是大院里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她参加街道工作，常动员我去听政策性的传达报告；我有病住医院时，她让她的爱人李国强师傅带着水果去看我。大院附近有三位青年工人，听说我搬进了大院，主动来看望我。他们的名字叫马长辉、赵端钧、刘汉如。他们热情诚恳、慷慨义气，帮助我解决了很多困难。例如：我的视力不好，不能誊清我向各有关单位写的100多份申诉材料，都是由马长辉同志代我誊清的。他白天上班，夜间誊写，每次都按时写好，字字楷书，一字不错。赵端钧、刘汉如两同志经常帮我料理家务活，如换煤气、买蜂窝煤、送文件、看病等等，从不嫌麻烦。赵端钧同志的爱人杨同志，每逢过节，总是约我到她们家改善生活。刘汉如看到我在小屋里蒸窝窝头，转身献出去买回一饭盒包子来……。这是我回到北京结交的几位青年朋友。有一次我到北京陶然亭甲8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上访，遇到一位全超凡同志，他看我视力不好，主动帮我填写了登记表，并把我送回我住的地方。以后他多次协助我到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上访，对我争取平反，起了积极作用。
1977年暑假是打倒”四人帮“后高等院校第一次恢复统一招生。有七八名高中毕业生来找我给他们辅导功课，结果有6名考上了大学。我还修订出版了《自然常识问题解答》（物理部份）。
九、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1．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给我指明方向
国家”宽大释放“了我，并且给了我公民权。我在社会上，应该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待遇。但事实不然。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极端”唯成分论“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例如，在我搬进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院之前，有关单位派干部，到那个大院做了安排。他们对者住户说，有一名”老右派“、”国民党少将“、”特赦释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间小空房里住；你们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压力，使我如重负在肩，喘不过气来。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11号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兴；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待遇。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人说：右派问题是个实质，不肯定是否划错了，只是摘掉帽子，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所以他们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其中宣布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心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政策，争取改正错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找谁改正呢？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搞错的，我当然要先去找中国人民大学。我第一厂次往访中国人民大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已，我去拜访成仿吾校长。成老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我把你的报告转给人事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正在从各方面向回调人。我想我的”右派“问题和工作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
过了几天我到人事处去询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决定：对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学习了这个文件，我精神振奋！我决定依据这一英明方针，上访中央组织部，请求恢复我的党籍，平反我的冤案、错案。
2。 上访中央组织部
12月25日，我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我领登记表时，干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明葛佩琦。立刻有几位上访人员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说：没想到你还在人间！干部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接谈号码。按这个号码，我须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谈话。有一位上访人员对我说：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换号码，你先去接谈。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换了接谈号码。当干部收到这个号码时，我把号码和我填好了的登记表一同交给了干部。干部看了看登记表，并问，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吗？我说：是。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的”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受歧视吗？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叫我进屋。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旁边的上访人员有些奇怪，他们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指派到后门（信访处）接见，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有人接话茬说，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组织部前门传达室。这是两间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线充足，室内清雅，东头摆着一张办公桌，周围摆着沙发椅子。传达室的同志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让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她一面请我坐下，一面打电话。约有10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干部，请我到了会客室。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了我的住处和简单情况。她说：领导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开会去了；请你后天（12月27日）上午来吧。
12月27日上午8点，我到了中央组织部。经过电话联系，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楼上会客室。他说：宣教干部局郝局长接见你。等候片刻，郝局长来到会客室。他一进门就和我热烈握手，并称呼我为”葛佩琦同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