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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学生会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蒋梦麟的态度顽固，而放弃对被捕同学的营救和对被开除同学的支援。我们采取下述方式开展工作：（一）发动被开除和被捕同学所在的班、系接二连三地去找蒋梦麟请愿，要求他保释被捕同学和收回开除四位同学的成命；（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访问同情学生运动的社会知名人士，请他们对有关军政当局，晓之以爱国大义，劝他们早日释放被捕学生；（三）联络被捕同学的朋友、同班同学、同乡到陆军监狱探监，送衣物，去的人数次数越多，越能给反动当局以精神压力。
采取上述方式，对营救被捕同学，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从4月2日到4日每天都有各班学生代表多人、多次去找蒋梦麟请愿；4月3日上午11点，有34个班的学生代表66人及女同学代表6人，一同去向蒋梦麟请愿，一直谈到下午两点，还不让他回家。他为摆脱困境，最后说，我因今天接见同学次数太多，精神疲倦，埃改日再谈。代表们才退出他的办公室。经过三天的说理斗争和“疲劳轰炸”，终于使蒋校长改变了他拒绝保释被捕同学的态度。
他说：“关于保释被捕同学事，本人已再三声明，决不帮忙；兹念师生感情，尚可尽力帮助。”这样，营救被捕同学的工作，就得到了开展。从4月13日至5月13日，北京大学被捕的男女同学9人，相继被保释出狱。由于各方面的努力营救，其他学校被捕的男女学生，也先后得到释放。
“三·三一”抬棺游行，学生们虽然遭受了一点挫折；但针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的险恶环境，我认为还是很有意义的：它显示了中国青年的骨气。自从1936年2月，为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以来，反动派对平津以至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大批爱国学生被逮捕、关押或屠杀！“三·三一”抬棺游行，向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显示了中国青年是吓不倒的，是有骨气的，是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战斗到底的！
9 为组织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而斗争
由于“三·三一”抬棺游行，北大学生会虽然被学校当局命令“停止一切活动”；但实际上，学生会的原组织依然存在，一天也没有停止活动。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原学生会的组织机构，仍然是北大抗日救亡的领导机构。
1936年夏天，华北局势急剧恶化。5月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了“防共自治协定”。在此时期，日本将“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改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该部实际上是日军控制华北和进攻全中国的指挥部。为了加紧侵略中国，日本大举向华北增兵。自1936年5月中旬至5月底，由日本运到天津的侵略军，就有七千多人。装备有大炮、坦克等各种轻重武器，耀武扬威地经过天津繁华区，开进日本兵营。
日本侵略军把被迫为他们扩建兵营、修筑军事工程的大批中国工人，秘密处死，将尸体抛人天津海河。我亲眼看到天津海河上有不少浮尸。日本侵略中国的这种残暴行动，激怒了天津爱国学生。5月28日，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和海河浮尸，天津市的爱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对日本增兵华北！”“彻查海河浮尸！”“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等口号。表达了中国青年抗日救亡的决心。
北京大学的同学为响应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纷纷要求原学生会执委会要有所表示。执委会遂即于5月31日（星期日）上午，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决定：（一）自6月1日起停课三天；（二）发表宣言，支援天津学生的示威运动；（三）自动恢复学生会，并向学校当局备案。由于北大当局拒绝备案。原学生会遂于6月1日上午在三院大礼堂，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恢复学生会的问题。刚刚宣布开会，北平市当局突然派来警察、宪兵多人，进入会场，制止开会。他们说：原学生会己被学校当局下令“停止一切活动”，无权再召开大会。学生正在与警察、宪兵交涉，北大教务长和秘书长赶到会场；劝说学生停止开会。学生乃退出礼堂，撤到三院大操场，开座谈会。讨论决定：（一）将北大学生会改名为“北京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二）由原学生会执行委员负责印制选票，分发给全体同学，选举救国委员会委员，名额为21人；（三）限6月2日上午9点当众开票。
我们原学生会执行委员分组负责，按大会决议进行工作，于6月2日下午3时，当众开票选出救国委员会委员21人。我是当选的委员之一。原学生会执行委员会，遂将学生会的全部工作和文件，移交给救国委员会。这届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虽然始终未得到北大当局的批准备案，但在民先队的大力支持和绝大多数同学的拥护下，仍然做了很多抗日救亡工作，并且参加了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
10．发动北大同学参加“六·一三”示威游行
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于6月13日举行全市学生示威游行。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接到通知后，我和其他委员立即发动北大同学，响应学联号召，积极参加游行。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没有和军警发生正面冲突，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从《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采取了敌对态度。高喊：”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对待学生的办法是：狠打，不杀；捉而不判。所以在”三·三一“事件中，造成很多学生受伤，50多名学生被捕。
1936年4月初，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他指示学生们：要把宋哲元看做统战对象，要对他进行统战工作。于是在”六·一三“游行中，学生们改变了游行方式和所喊的口号。在游行方式上，采取了打游击战的方式，迂回前进。运用”头掉尾，尾掉头“的战术。当游行队伍遇到军警阻拦时，就来个向后转，以后尾部队带头，绕道前进。再遇到军警阻拦时，再来个后转；原来的先头部队，就又是在前头了。如果游行队伍的两头都遭到军警的拦截，队伍就约定集合地点，化整为零，分散前进，到达约定地点集合。在口号方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拥护宋委员长领导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军警听到这些口号，也不追打学生了。所以在这次示威游行中，学生和军警未发生正面冲突。采取迂回战术，经过七散七聚，躲开军警的拦截，各路游行大军，终于会师于鼓楼广场，召开了市民大会。通过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会后，各校学生按地区分路游行。东城区各校学生队伍以北大校旗为导，游行到朝阳门内，分别回校。这次示威游行的胜利，显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
11．募捐支援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l6日，日本驱使大批匪军和伪军向绥远进攻。傅作义将军指挥绥远守土将士，奋勇抵抗，绥远抗战爆发。为给绥远抗战将士以物质支援和精神鼓励，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特发起募捐运动。我们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遂即成立了募捐委员会，展开了募捐工作。并要求学校当局停止学生宿舍和教室的取暖煤火三天，各位同学自动节食一餐；以所节省之煤火费和节食款，捐助绥远抗战将士。全校教职员，也各自捐薪一日，作为劳军之用。为扩大校外募捐，我们北大募捐委员会，商请学校当局同意，于11月20日下午停课半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讨论援绥募捐问题。在召开的师生大会上通过决议，U月21日学校停课一天，到校外募捐。
北大全体师生，按照募捐委员会的布置，于11月21日早晨分队出发，到北平市各繁华地区募捐。我带领的一队，到北京东四至朝阳门地区募捐；这个地区有一些山东老乡开设的商店，他们都踊跃捐献。截止到11月23日，总计北大学生停火三日所节省的煤火费、节食一餐所省的饭费以及校内外募捐，共得款1000多元。全部送交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购买了钢盔、皮衣等，送往绥远前线。北大教职员捐薪一日所得之款1300多元，全部用于购买药品。连同北大女同学们亲手缝制的一批绒裤、绒手套，由北大师生劳军代表团，带往绥远。
1936年11月25日，绥远抗战将士收复百灵庙，取得绥远抗战的伟大胜利！捷报传来，北平学生极为兴奋。
12月4日，北平学生援绥募捐委员会收到傅作义将军来电，全文如下：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募捐委员会公鉴：来电敬悉。此次绥东告警，举国关怀，乃荷勋勉有加，予以募捐援助。三军闻命，益壮声威。自当更为激策，奋勇杀敌，庶效忠党国，亦仰副我爱国同仁之殷望耳。特先电谢，惟希荃察。傅作义敬叩。
12．为争取成立合法的北大学生会而斗争
“一二·九”运动时成立的北大学生会，因“三·三一”抬棺游行，被北大当局勒令“停止一切活动”。1936年6月1日，经全体同学大会议决成立的北大学生救国委员会始终未得到学校当局的承认。实践证明：没有一个合法的学生会，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1936年秋季开学后，原学生会执委会推出的代表刘玉柱、葛佩琦和各系推出的代表，曾多次与北大当局交涉关于组织北大学生会的问题。当局一直拖延到11月底，才有条件地答应筹组学生会。条件是：必须按照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的“高等院校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进行组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