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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您别忘了，那时道德归谁管？正是孔老夫子。
现在的“孔子热”，热的不是孔子，孔子只是符号。
社会失范，道德失灵，急需代用品。就像戒烟的抽如烟，暂时过嘴瘾。有人呼吁的乡约民规或宗教道德，也都是如烟。代用品，只要能代就行，不定是哪种。比如，咱们的邻居老大哥，人家俄国，就是双头鹰、三色旗、彼得大帝、东正教。
什么人会出来吆喝，说我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时候，都有人吆喝道德，特别是缺德的乱世。
我还记得，“文革”前，没人卖劲儿捧孔子，也没人卖劲儿批孔子。您别以为，孔子不在，就没人讲道德，道德是孔子的专利。道德，管人的人，都好这一口，政治家爱，神学家更爱，没有孔子，照样有人讲。
比如“文革”前，我上的那个中学，就特重道德教育。为革命而学习，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德育总是摆在第一。我还记得，团中央有个穿破棉袄的常来我校演讲。他很会演讲，讲得我心惊肉跳。他说，人到晚年，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哪些污点？你要问自己。这些污点，留在心上，永远抹不去。他还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段名言，大家常说，我背不下来。我心想，我的污点那么多，怎么办？心里好难受。
“文革”前，入团是大问题，既是吸引力，也是压力。
那时，大家都向团组织靠拢，交待自己的问题和罪恶。有个同学跟团支书交心，讲了自己的秘密，把团支书吓了一跳，他跟别人漏过点口风，说这个秘密太可怕。“文革”伊始，众怨所集，入不了团的人，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开始围攻团支书，说他包庇坏人，情急无奈，他把这个秘密公布出来，写成大字报，我那位同学差点被打死。我们学校，可是个打手云集的地方。
“文革”前，我记得，团里曾派人找我谈话，非要定期谈思想，轰了几次都轰不走。我说，反正你们也没打算发展我，何必耽误工夫。他们说，你放弃组织，组织不能放弃你，你要好好读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端正一下自己的认识。我心想，就我，连团都入不了，还读人家党员的修养干什么，不读。
当时，我是个自由散漫的人，现在也是。第一，我最不喜欢过有组织的生活，甭管什么组织；第二，也最不喜欢听人说教，甭管什么教。
“文革”前，《修养》，我没读。读是在“文革”中。没人批，还想不起读。打开一看才知道，里面还有孔孟的话。毛泽东本人，天马行空。广大党员的修养，交刘少奇讲。现在倒好，连刘主席的书都没人读了。
我讨厌道德说教，是在“文革”前，和批孔无关，但不爱听人讲道德，却是一贯。
用《论语》代《修养》，可以满足某些人的需要，但我不需要。
四
说起读古书，港台人常说，大陆人，不读古书，不重传统，除了考古，一无是处，这是中了“五四”的毒，“文革”的毒。大陆的人听了，也跟着起哄，说是呀是呀，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台湾、香港，我去过，他们的传统文化怎么样？研究水平怎么样？我心里清楚，没必要这么吹。更何况，这条对我不适用。古书，我一直在读，现在也是靠“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吃饭。
今天说“五四”，我还是充满敬意。
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启蒙启蒙，启什么蒙？关键是确立西学或新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对孔子，不管说过什么过头话，都要从当时的环境来理解。中国的现代化，是揍出来的现代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不把华夏传统的小巧玩意儿搁一边，就无法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步，非走不行。不走，不能迎新；不走，不能保古。更何况，孔子当圣人，他依托的科举制，这张皮都没有了，毛将焉附？大家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请下来，让他与诸子百家平起平坐，有什么不好？无形中，这等于恢复了孔子的本来面目。
“五四”挽救了孔夫子，挽救了传统文化。我一直这么看，今天也没有变。现在，大家喜欢讲大师，他们都是怎么来的？你们不妨查一查，他们有几个是纯粹土造、原汁原味？还有，海峡那边，史语所是怎么来的？台大是怎么来的？胡适、傅斯年是什么人？蒋介石骂“五四”，胡适为什么反对？新学旧学，孰优孰劣？一切都清清楚楚。
传统中断，是危言耸听。
我记得，有一次开会，酷爱道家的陈鼓应先生发言，他说，有人说，我喜欢道家是感情用事，我就是感情用事。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在台湾，国民党天天给我们讲仁义道德，他们把我的朋友关起来，用一把小刷子刷他的生殖器（这是一种刑法）。我一看儒家的书，就想起这把小刷子。他的心情，我理解。但我想，他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孔夫子。
孔子只是符号。
大陆不是传统文化，台湾、香港也不是。两岸三地，彼此彼此。所谓传统文化，都是以现代化为前提，都是现代化的边角料，只有摆脱现代化的压力，才能腾出手来保一保，就像孔子说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１。６）。过去，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孤立无援，基础薄弱，态度最激进，水平最低下，西化不强，保古不力，乃环境使然，现在喘过一口气，不要忘乎所以。
资本主义是个全球化的体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这个世界，只有“主流国家”和“非主流国家”，名字叫什么，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传统”（过去叫“封建”）的尾巴就算割不断，也早就不成其为“社会”。
１９８０年代，大家骂中国太传统（“太封建”也“太专制”），现在又骂中国太不传统（“太不民族”也“太不世界”），到底哪个说法对？自己抽自己耳光，到底能抽几回？两种危言耸听，都高估了传统文化。
传统就是过去，没必要当祖宗供着，不分好坏，闻之必拜，谁敢说个不字，就跟当年的“反革命”一样。
五
“文革”批孔（１９７４年），我是赶上了，但没参加。当时，“批林批孔”的主力是大学老师和工农兵学员，我，一介农夫，哪有资格？我记得，有一阵儿，陪我爸爸到北大图书馆查书，现在的那个教师阅览室，书是按儒法两家一分为二，教学是围着儒法斗争转。北大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各有分工，每个系批一本书，热火朝天。
“批林批孔”，孔子不过是符号。当时的史学，都是影射史学，说话方式怪，阅读心理怪，大家特爱捕风捉影。那个年代，好端端一双塑料凉鞋，能从鞋底读出“介石过海”。孔子不是孔子，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是已经整死的刘少奇（卒于１９６９年），第二是刚刚摔死的林彪（卒于１９７１年），第三是还在位子上的周恩来（卒于１９７６年），这是当时的戏剧语言。
那时的我，已经２０多岁，读过不少古书，但对《论语》毫无兴趣，有兴趣的，恰恰是批林批孔的人。他们怎么批，我倒是记忆犹新。大家不要以为，“文革”就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古书。其实，举国若狂读古书，特别是读《论语》，恰恰就是那一阵儿。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科的知识分子，包括现在被捧为大师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卷入，所有古书也是翻了个底儿掉。就连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它们的整理出版，也是乘了这股东风。
我的启蒙是在“文革”时期。所谓启蒙，就是不能再糊里糊涂，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崇拜知识，不崇拜知识分子。我见过的知识分子，好人有，但很多不是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文革”就是整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都是受害者。其实，“文革”当中，真正整知识分子的是谁？主要是知识分子。爬到权力巅峰的，很多也是知识分子。老百姓糊涂，是本来糊涂，知识分子糊涂，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时过境迁，我对“文革”，印象最深，不是政治的云翻雨覆，而是人心的倾侧反覆，好好一人，说变就变，非常无耻。落下的病根，或曰后遗症，今天没断。据我所知，当年的批孔干将，现在也是急先锋，只不过换了尊孔而已。他们比我年纪大，原先受过尊孔教育。
从尊孔到批孔，从批孔再到尊孔，他们是轻车熟路。
六
“文革”批孔，当然和毛泽东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对《论语》背得很熟，经常在讲话中引用。他说，他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１９１７年１１月，他还率领湖南第一师范工人夜学的师生员工向国旗、孔圣行三鞠躬礼。次年８月到北京，在红楼工作，受新文化运动感染，才转而批孔。他既尊过孔，也批过孔。
孔子办教育、讲学问，这方面的话，他喜欢，但他个性强，“温良恭俭让”，不喜欢。斗争环境，爱讲斗争话，他想听这种话，孔子太少。还有，他是农村来的，孔子反对学种菜种庄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也看不起。“文革”前，他对孔子，有褒有贬，说好的时候有，说坏的时候也有，有时自相矛盾。他既讲过孔子不民主，也讲过孔子很民主。总的看起来，原先的印象并不坏，不然，他不会用《论语》中的话给女儿起名字（李敏和李讷）。
毛泽东对孔子的态度急转直下，完全是政治原因。他是政治家。政治斗争就是政治斗争，一切以对手为转移。这是问题所在。现代的尊孔和批孔，其实是欢喜冤家，白天吵架，晚上在一个被窝里睡。
１９４２年，匡亚明劝毛泽东为孔子说点公道话。毛泽东说，重庆正在尊孔读经，还是别说，既不要批，也不要捧。
毛泽东，史学百家，独取范（文澜）、郭（沫若）。二老之中，更重郭。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