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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本的原因是，那儿有一个使团，戴维斯跟斯宾塞及斯特尔谈过，他们对〃迪克西使团〃的成立很感兴趣，不仅它会对战事有帮助，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良好表现的绝佳机会〃。当〃迪克西使团〃到位后，来自它的报告看来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比如，雷·克劳姆莱在7月30日的报告中说，延安是主要的战役指挥运作的基础，在这报告后，包瑞德加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在延安设立一个战役指挥部的可能性只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多受过训练的人能被派到那儿去而受到限制。〃斯特尔和科弗林的自信在他们1944年8月7日给R。M。霍尔（）上校和威廉·雷·皮尔斯（WilliamRayPeers）中校的报告中显露无遗，重复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并说它〃可能可以完全保证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运作而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包括）一个独立的交流和代理网络……并且（提供）用我们的方式训练的中国人员〃。
第七章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8）
但那些机构之间竞争产生的问题同样也在使团中反映出来，工作重复，而且也存在人们之间相互背后〃狗咬狗〃的现象。重庆的迪奇和延安的包瑞德之间的信件往来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从雷·克劳姆莱试图把报告直接送到华盛顿而不是通过包瑞德或G…2总部也可以看出来。〃克劳姆莱似乎在这些报告中承担了很多事，〃迪奇写道，〃尤其是在推荐人获得勋章和提拔方面（也包括他自己）。〃既然如此，克劳姆莱就更大胆地提出要各种设备，要一个无线电操作员，还要求一个叫拉·东娜·安德森（LaDonnaAnderson）的速记员来为他服务。〃我必须要她在这里帮忙，〃克劳姆莱这样写道，〃她知道工作的诀窍。〃包瑞德把克劳姆莱描述成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一个不懂得如何指挥的军官和想建立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细胞〃的幼稚的人。科弗林把克劳姆莱调到G…2，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提醒克劳姆莱要向迪奇负责，同时还要向包瑞德负责，因为他还是属于〃迪克西使团〃的，并且所有的通信都要经过使团总部。科弗林巧妙地表扬了克劳姆莱的战斗工作，同时又提醒他，他既没有领导使团也没有人员供他调用。
克劳姆莱并不是使团中受到包瑞德批评的惟一的人。上校认为高林是〃一个很没有权威的军官，但他至少愿意用有限的能力尽力做到最好〃——不像斯特尔〃能力很强却很懒〃。在迪奇收到这些评价之后不久，他向史迪威报告他去延安做了短期访问，并且他的总部与〃迪克西使团〃保持着很密切的接触。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克西使团〃和各类情报组织之间的问题在使团存在期间一直存在着。有时候对同一类型的组织也会存在正反两面的感情，就像斯特尔1944年10月27日给斯宾塞的备忘录中所表达的那样：
我的任务被称为〃目标分析〃，大概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重庆的G…2已经要求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把关于〃迪克西〃之行的情况送给包瑞德和舒尔瑟斯（Schultheis）。这一方面是因为鲍勃和弗瑞德在昆明的独立地位，这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给出的理由，也就是说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不愿意加入一个去共产党方面的使团，因为这会卷入一些责任，也不喜欢加入任何由美国驻中国军事使团（AMMISCA…AmericanMilitaryMissiontoChina）负责的机构，这是战区猜测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迟迟没有指定任何人，而且最终推荐了某些不被迪奇接受的人的原因。
迪奇上校决定派我去……因为我与AGFRTS的联系，认为我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代表。从AGFRTS派遣到使团的计划向史密斯上校说明了，然后向AGFRTS说明了，但没有通报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已经习惯了令战区不愉快，不喜欢这种不代表自己的代表……不过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还是很渴望知道使团的成果的。
我的实际处境就变成这样：G…2和包瑞德上校认为我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目标分析方面的专家。但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却声明他们在延安没有代表……（但）考虑到我，军官们总是会与他们联系，如果因为情报通过了G…2而延迟了到达的时间，他们也会很烦恼——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常被战区困扰，对此非常敏感，而且G…2的人手又不够，这种可能性就更经常地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倾向于对我负责。
斯特尔还抱怨一些问题，如G…2在分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和报告的工作中表现不好。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情报是从不正式的渠道得来的，但〃我们在延安享受的大家的生活方式无助于按权力大小各司其职〃。不正式还会有其他一些后果。共产党对孙逸仙夫人非常尊重，并与在重庆的她频频通信。他们从延安用邮包装好转送信件。史密斯把信送到大使馆，再由他们转送到夫人手中，史密斯出于礼貌也没有问信来自什么地方。史密斯的父母是传教士，他精通汉语，出于好奇看过一两封信件，注意到信开头的尊称是〃亲爱的大姐〃。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运作时有时会和共产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些情况下，〃迪克西使团〃通常都会充当调解人。1945年6月初，彼得金向迪奇汇报，四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被抓住了，他们是在晋察冀地区经过交火后被缴械的。没有人受伤，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态度很恶劣。最终中国人被告知，这个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与伪军联系并了解他们的态度，并看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有军队行动，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这个被捕的中国人不做翻译，但可以充当联系人，因为他自称熟悉当地人和当地的环境。
这个分队被称做〃猎犬〃，5月28日空降在阜平附近。这次空降看来是很成功的，但这一分队没有无线电设备，因此一直没有它的消息，直到后来延安方面说，这一分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尽管一直都在努力把这一分队解救出来，战区指挥部还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但这些人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战争结束。共产党是在这一分队向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开火后把〃猎犬〃俘虏的。这些共产党人否认他们收到过这一分队要来访的通知，并颁布了一个命令，宣布从今以后任何身份不明的团体如果在这里出现，都会被同样处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得知美国战略情报局准备向一些在黄河北岸的伪军队伍投放武器和装备。他们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说，这些伪军只对付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
第七章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9）
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希望提高〃迪克西使团〃的级别，以便配备无线电设备网，并要求战区给使团更多的人员。魏德迈不答应这一要求，而是建议美国战略情报局要学会如果不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要尽量削减行动。
1945年8月中旬，当他们试图开始工作，也就是要占有和掌握城市的档案时，日本人投降了，所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面临着与共产党的冲突。古斯塔夫·克劳斯（Gust*Krause）当时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的头目，告诉赫普纳，他并不认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8月24日形势开始明朗了，他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一个由约翰·伯奇、三个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团体乘火车从桂林、安徽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地进发。25日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遣队，伯奇和他们谈话，给他们一些西瓜，而他们则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小组通过。伯奇的人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当他们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时，伯奇说，〃不用担心，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是怎么对待美国人的。如果他们杀了我，我不在乎，因为如果那样美国会用原子弹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他们的小队又碰到另外两组士兵在毁坏铁路及电话线，他才愿意让中国士兵与他们同行，上尉董庆胜（TungChin…sheng）介绍了情况。
董去找兵站的一些士兵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尽管士兵们比较好斗，但还是带他去见一个军官了。董告诉这个军官，他和伯奇的分队是属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但他们接到命令要去苏州。董听到这些人窃窃私语，〃这儿又来了一批间谍，我们最好先解除他们的武装，等了解事情真相后再把武器还给他们；要不就把他们全部杀了〃。
然后士兵们就带董回到伯奇那儿，他悄悄告诉了伯奇刚才所听到的。伯奇把手背在背后去见共产党的军官，说话的态度非常无礼和尖刻。他还揪住了一个士兵的后脖领，于是共产党向伯奇和董开枪，然后把他们扔到沟里去了。伯奇死了，但农民们救了董。日本人经过时把他带到一个日本战地医院治疗，并发电报告诉汉口的中国将军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来，他们又把董转移到了一家汉口的普通医院。
共产党俘虏了伯奇团队的其余成员。8月30日，魏德迈在赫尔利大使家中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然后在重庆又一次会面。他强调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要求共产党就此事做一份报告，并要求释放关押中的美国人。他还对释放〃猎犬〃施加压力。这次会面的详细情况及毛泽东要求对这事做调查的指示被送到了延安观察组，又送达朱德。因此，伊顿，然后是〃迪克西使团〃的指挥，很快就能建议空地救援队把三个〃猎犬〃组成员带到瓦洛夫机场并送到西安。
后来，董因枪击事件责怪了伯奇，强调如果这个人保持冷静，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件了。指挥伯奇的官员也倾向于肯定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