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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时间总是比空间更加任性，但在此刻，夜色掩盖了道路的边界，使它变得像时间一样高深莫测。我们在冬夜的寂静里走过解放北路，我们看到空间附着在时间之上一点一点地呈现。这是地图上标注的那条道路吗？我有点怀疑。解放北路似乎已经断绝了它与我手里那份天津市交通图之间的联系，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只是梦中的布景。Kim坚持认为，只要从前边的街角转弯，她就能找到波士顿那家熟悉的咖啡馆。
只有少数人在夜间穿越这条街道。他们乘坐豪华的车子，在西洋古堡式的饭店前停下，侍者以雪白的手套为他们打开车门。周围的洋楼大都被大的银行和公司占领，下班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只有饭店里灯火通明，外人只能透过灯光闪耀的大门窥视里面水晶宫般的华丽，总有人会出现在这样的城堡里面，像小说里的公人主，但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那些人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人，他们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旋转门，依然凭借惯性缓慢转动。
二
但在白天，这完全是另外一条街道，它吵嚷、喧嚣、拥挤，它是许多人上班、上学、办事、购物、吃饭、赶火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一条道路上重叠着许多条道路，那些道路彼此磨擦、碰撞，甚至大动干戈，于是，这条老街也变得益发暴躁、怪异和不可理喻。白天的解放北路是一条现实中的道路，与天津市任何一条道路没有区别。出租汽车司机对于天津的道路怨声载道，他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够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造，好让它彻底脱胎换骨。
解放北路已列入保护范围，但司机们也将如愿以偿，在与解放北路几乎平行的大沽北路上，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条道路正在变成肢解洋楼的现场。那些老房子至少已经在那里站立了一百年，如果没有经历这次大规模围剿，它们至少还要站立一百年，或许更久。但是现在，拆房者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只争朝夕，坚硬的石头已经放弃了抵抗。窗子消失了，雕花被砸掉了，立面倒塌了，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壁炉，正面对着虚拟的客厅发呆。房屋变成骨架、变成平地，我仿佛看见时间在倒退，回到建造它们之前的年代，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像病菌一样在老房子体内迅速繁殖，使有关时间的想象大打折扣。
在这里，白天表现出对于夜晚的尖锐的敌意，它用凡俗、琐碎、阴霾的生活来瓦解夜晚的浪漫、诡异和明亮。它是梦想的敌人，用越来越多的挣扎者充填那些童话里的城堡，以此来改变那些精致房子里的生态环境，并且最终因此而取得了毁灭那些房子的理由。白天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它让我们目睹了老房子里的肮脏、拥挤和混乱不堪，并把一切罪过推卸给老洋房本身，尽管这些房子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远比那些新建的“火柴盒”高明许多。
三
冯骥才写道：“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十八页，学林出版社，二OOO年版）舟船与火车，是代表两种文明的最佳意象，前者悠缓、松驰，心不在焉，后者迅猛、强烈、不容分说。与它们相连的，分别是稳定恒常的传统街巷，和刺激晕眩的西洋风景。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生活形态，它们被不同的性质的房屋所区分。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异质生活的空间秩序在大革命的狂欢与苦难中土崩瓦解。人口以爆炸的速度迅速塞满所有的房屋，此时的洋房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某种只能在洋房里滋生的生活被正式取缔，人与建筑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至此结束。
大沽北路记录着老房子的此类履历。在这里，洋房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的生活，包括赌博、醉酒、偷情、吵架和揩油。尽管这里面也有欢愉、兴奋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它们混淆了老城与租界的空间布景，它们应当寻找与其匹配的空间，并在那里挽留他们的人伦关系。生活与房屋的这种粗暴组合只能产生一种荒诞效果。
面对凡俗生活的过度发情，老洋房表现得比较克制，在更多时候，它们冷静面对世事的迁徙，即使人们把这种生活视作乐园，它们也并不发表不同意见。
四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类型的洋房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仿佛一场华丽的盛宴。Kim也没有，她去过意大利，她说意大利最好的老房子大多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而住宅并不比天津的好。天津像是一座建筑的仓库，表现出对于漂亮房子的某种贪婪。学习建筑的人甚至不需要游历世界，只要到天津就够了，天津为他们准备了一部有关建筑学的加厚辞典，它的十字路口仿佛变幻无穷的神秘暗道，为我们提供通往异国的最便捷途径。
十九世纪，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天津开埠，英、法、美、德、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选用最好的设计师建造租界建筑，以炫耀自身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建筑，有人曾作细致描述，现录于下：
在天津的小洋楼建筑中，罗马式建筑采用券柱，增加构图的曲线，其运用也并不局限于房屋的支柱，广泛运用于门窗的装饰；多变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更加强调其变化之美，运用其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建筑表面的凹凸变化，富于动感；意式风格的反映，则主要以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的柔美加以强调，突出华丽之感；俄式建筑则以浑圆饱满、富于生气的葱头穹顶见称；另外还有折中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等等。
在柱式上，除一般传统应用的陶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科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塔司干柱式（Tuscan）和复合柱式（bosite）五种以外，又发挥和发展了如螺旋形柱式和磨砖砌成的柱式等。在柱式的组合方面，西洋古典建筑常用的壁柱、列柱、旋柱、倚柱等都可以见到。
天津小洋楼的另一特色在门，尤其是大门的处理上，特别注重了门的使用功能和与主体建筑的协调。不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或是荷兰民居风格的住宅，以及一般民宅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窗的处理上，通常把凹凸的线条与雕饰巧妙地结合运用，使建筑物的外檐更加和谐、深邃。外檐上的花饰、浮雕也很统一，主要集中在山花、檐部、柱头、旋洞、门套等部位，犹如一组精美的艺术品。各种因素的形成主要是其历史人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 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津人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更多的人对于这种虚拟的旅行不感兴趣，他们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堵车这类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于考虑这样的重大问题并在这样的深思熟虑中度过了几十年。我问询的十个天津人中有九个表达出对于城市建设现状的不满，认为天津几十年没有变化，比起深圳、上海甚至北京，都远远滞后了。这个时间差令他们感到焦灼不安，他们希望这座城市更加时尚，能够给他们一点兴奋、自信甚至野心；现在的问题是，当一只钟表与其他钟表出现时间差异时，我们无法证明谁的时间更加正确——如果真有一个“绝对正确”的客观时间的话。那个先于钟表出生的时间此刻正逗留在什么地方？连表针自己都对那个“正确时间”毫无知觉，因而，在核对时间的问题上，似乎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理由。或许，所谓的正确时间，不是存在于人们的想象里，就是存在于某种话语霸权里，但它们并不可信。
五
道路把我们引渡到意大利建筑群中——现在叫“一宫”，在火车站附近，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与民族路等道路在这里纵横交叉，对那些房屋进行排列组合，使这些单体建筑彼此有了暧昧的联系。尽管同为意式风格，但这些老房子的形制却各不相同，几乎没有一座是重复的。这让我唏嘘不已，更令Kim大开眼界。那些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