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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们对教育真正感兴趣，那么我们将不仅会设法找出世界 各地在教育上所做的种种实验，而且对自己面对这整个问题的态度也会十分清楚明白。我们会自问：为何我们要教育孩子和自己，这一切有何目的？我们会探究生活的意义，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显然，教育者必须有感于这些问题，设法帮助孩子去发现有关这些问题的真理，而不要将自己个人的习性和思想习惯加诸在孩子身上。
遵循一种制度——不论是政治上或教育上的制度——都无法解决我们种种的社会问题。了解我们面对问题的态度，远比了解问题本身来得重要。
如果要使孩子从恐惧之中——不论是对父母、对环境，或对上帝的恐惧——解脱出来，则教育者本身必须没有恐惧。然而要找到一些本身不被某种恐惧所苦的教师，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恐惧使思想萎缩而限制了自发创造的行为，一个心怀恐惧的教师，显然无法毫无畏惧地把生活的深刻意义传授给他人。恐惧和善良一样是具有传染性的。如果教育者自己内心有恐惧，他将把这种恐惧传染给他的学生，即使这种传染一时看不出来。
譬如说，假设有一个教师，他恐惧于舆论的批评。虽然他明白这项恐惧是荒谬无稽的，然而他无法克服它。他要怎么办？至少他能对自己承认这项事实，并且借着说出他自己的心理反应，公开地和学生讨论，而使他们了解恐惧。这种诚实而真挚的态度将大大鼓励学生，使他们对自己、对教师也同样地坦白率直。
要使孩子自由，教育者自己必须充分了解自由的意义，以及它所含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任何形式的榜样或强制都无助于自由的诞生，惟有在自由中，自我发现和明辨之力才能存在。
孩子被他们周围的人们和事物所影响，正确的教育者应该帮助他发现这些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真正价值。正确的价值，并非经由社会的权威或传统的权威而得以发现；只有经过个人的思考，才能获得启示。
如果我们深深地了解这一点，我们自始便会鼓励学生唤醒此种洞察今日个人和社会价值的能力。我们将会鼓励他找出一切事物的真正价值，而非某一组特定的价值。我们会帮助他无所恐惧，也就是免于教师、家庭或社会的一切控制而享有自由。因而，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在爱与善良中成长。教育者如此帮助学生朝向自由时，他也在改变自己的价值，他也开始摆脱了“我”以及“属于我”的束缚，他也在爱和善良中成长。这种相互教育的过程，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师生关系。
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强制，是自由与智慧的直接障碍。正确的教育在社会中没有权威、没有势力，它超越了社会的制裁。如果我们要帮助学生从他自己以及环境所制造出来的障碍中解脱，那么对于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必须加以了解而舍弃。然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自己也要从一切束缚人的权威中解脱。
追随他人，不论这人是如何的伟大，都妨碍了对自我存在方式的发现。追逐某个现成的乌托邦诺言，会使心灵无视于它自己渴求安全、权威、他人帮助的那种封闭式的行动。神父、政客、律师、军人都准备“帮助”我们，然而，他们的帮助却损毁了智慧和自由。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来自我们自己，我们无需乞求帮助。因为，当我们谦虚地献身于工作中，当我们面对每日的困难和事件而去了解它们，则帮助就会不求自来。
我们必须避免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渴望他人的支持与鼓励，因为这种渴望能制造它本身的反应，而这反应永远是使人幸福满足的。有别人来鼓励我们，指引我们，抚慰我们，是使人政慰的；然而，这种把别人当做向导，当做权威而趋向他的习惯，会立刻成为危害我们的一种毒素。一旦我们依赖他人的指引，我们便会忘却了原来的意图——唤醒个人的自由和智慧。
任何权威都是一种阻碍，因此教育者应该特别注意，不能成为学生的权威。树立权威，是一种意识上的或无意识中的过程。
学生是疑心未定，正在摸索探求；然而教师却握有确实的知识，富于经验。教师的这种力量和无疑的态度，使得学生安心而有沉浸于此气氛之下的趋向；然而此种安心既非恒久，也非真实。一个有意或无意地鼓励学生依赖的教师，对学生永远 不会有多大的助益。他可能以其知识镇服学生，以其个性使学生为之目眩，然而他不是正确的教育者，因为他的知识和经验是他的嗜癖，他的避难所，他的樊笼；除非他由其中癖脱，否则他无法帮助学生成为完整的人。
要成为一个正确的教育者，教师必须随时使自己从书本和实验室中解脱。他必须随时注意，不使他的学生将他塑造成一个榜样、一种理想或一项权威。当教师希望借着学生以达成他自己的愿望，当学生的成功成了他自己的成功，那么他的教育便成了一种自我延续的形式，这对于自我认识与自由是有害的。正确的教育者对于这些障碍必须加以觉察明白，以便帮助学生，使他不仅从教师的权威中解脱，而且也能从他自己的自我封闭的种种追求中解脱。
不幸的是，在学生遇到了问题时，大部分的教师并不把学生看成一个平等的伙伴——他们高高在上，训示着学生。这种师生关系只会增加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恐惧。造成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教师害怕自己的秘密被人发现？他与学生保持距离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高贵，免于受学生的影响？这种高傲态度，绝对无法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藩篱。毕竟，教育者和他的学生是互相帮忙，从事于双方的教育。
任何的关系，都必须是一种互相间的教育。因为由知识、成就、野心所产生的自我保护性的孤立状态，只能滋生妒嫉和对立，所以正确的教育者必须超越这些环绕在其周围的樊笼。
由于正确的教育者完全致力于个人的自由和完整，所以他是一个真正富有深入的宗教情操的人。他不属于任何宗派，不属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他免于信仰和仪式的束缚，因为他知道这些被人创造出来的信仰和仪式，是创造人的欲望所投射出来的迷惘、幻想而已。他知道惟有自我认识，也就是自由存在之时，真实或上帝才会存在。
并未获得学位的人常常是最好的教师，因为他们乐于实验；由于他们并非专家，所以他们乐于学习，乐于了解生活。对于真正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他的生活方式；就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宁愿挨饿也不放弃他的创造性工作。除非一个人具有这种从事教育的热望，否则他不该做一个教师。一个人务必亲自去发现他是否具有这项天赋，而不要把教育仅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草率从事。
一旦教育成了我们的一项职业、一种谋生手段，而非一项献身的天职，世界与我们之间必然会有鸿沟存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便和我们的工作分离，无法融合。一旦教育成了一种和其他工作相似的职业，人与人之间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冲突与仇恨将不可避免。竞争、对于个人野心的无情追逐、国家间与种族间的种种区分——它们造成对立和无止境的战争——将有增无减。
然而，如果我们致力于成为正确的教育者，那我们便不会在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之间造成隔阂，因为我们处处关心的是自由与完整。我们平等地看待富人或穷人的孩子，把每一个孩子当做一个具有特殊的性情、遗传、野心等等的个人。我们关切的，不是某个阶级，不是有权势的人或无权势的人，而是个人的自由和完整。
献身于正确教育必须是自动自发的，它不该是任何劝服或希冀个人利益的结果，而且必须心中没有因渴望成就所引起的恐惧。把自己和学校的成败视为一体，这其中仍然含有个人的动机。如果教育是一项天职，如果一个人认为正确的教育对个人是绝对必要时，他就不会被自己或旁人的野心所阻碍或左右。他会为了这项工作而腾出时间，找出机会，他会立刻着手而不求报酬、荣誉或名望。于是，其他的事——家庭、个人的安危、舒适——都成了次要的事。
如果我们真切地想成为一个正确的教师，则我们不仅只对于某种教育制度不满，而是对于所有的教育制度都会产生不满，因为我们明白任何教育方法都不能使个人解脱、自由。一种方法或制度可以将个人加以限制，使他受制于一组不同的价值观，然而却无法使个人自由。
一个人也必须警觉，不要落入他自己特有的体系——心灵是一直从事此项建构的。握有一套行为、行动的模式，是一种方便而安稳的方法，因此心灵躲藏于它自己的种种公式化的行为中。时时警觉是一件麻烦吃力的事，而奉守一种方法，却不需要思考。
重复与习惯，助长了心灵的怠惰。心灵需要冲击才能清醒过来，我们把这种冲击称为“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依据是那些陈腐的说明、辩解、谴责，这一切又使心灵昏沉入睡。心灵时时落入这种怠惰的形式中，正确的教育者不仅要使自己的内心终止此种怠惰，而且要帮助学生对它加以观察。
也许有人会问：“如何才能成为正确的教育者？”显然，询问“如何”的心灵并非解脱自由的心灵，而是胆怯的心灵，它寻求的是利益或结果。意欲成为某种东西的希望和努力只能使心灵服从于它所欲望的目标。然而，一个自由的心灵却是随时观察，随时学习 ，因而打破了自我所投射的种种障碍。
自由在于起点，它并非是到了终点才能获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