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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了，那一段往事总在我心里，有如一条埋藏的河流一样时时涌动。我不知它为什么要涌动，我不知我为什么总会怀想那一段心事，我甚至不知道它叫不叫心事，这无从命名的往事。
我想了许多字和词来称呼你，我的朋友。娟或者雯，南或者微，每一个字都是轻声，有如你说话的声音。隔了许多年望去，我想起你的声音总是低微，当你大声说话时就会让我诧异，诧异那不是你的声音，有如当你笑起来，我就会比你更大声地笑起来，好像一种支持一样，好像一种放纵一样。
但那都不是你的名字，事实上我不能说出你的名字，永远不能，有如我希望你根本把我忘记。当你彻底忘记，那就是一种安慰，忘掉我们有过的那么一段无望的、困难的日子，那种无望和由此而来的生命中的错乱，愿你忘得干干净净，那样你就会生活得安好。
我知道你在哪里，在那座高墙后面，在绿荫之下的一座楼里。你也许牵着你的孩子，慢慢走来，你就是慢的，你的声音和姿势柔曼婉转。我还知道你的孩子是个男孩，你们亲密地说着什么，也许你还保留着那年轻时代灿烂清脆的笑声。如果我听见了你，我一定绕道而行，这样我们就不必和那个伤痛的时代相遇，而我在你所不知道的远方，怀想你，怀着不说出名字的追忆。
你是娟、南、微或雯，其实那个时代根本没有如此纤巧的名字，我们的父母不会想到这些雅致和娇柔的名字给你、给我。我们翻开书本看到这些杜撰的名字不禁好笑，一眼看透那些编书人的苯拙。不过你的名字仍然是一个例外，你的名字有明媚的风格，有花之容。但我不能说出，有如我不想任何认识我的人看见我的文字，并且把你辨认出来。所有的文字经过时间的磨洗，岁月与想象交叠，我无法保证这都是真的，所有这些只是源于一种固执的追忆。
一九七四年的某个日子，我的记忆里有两面青山，青山下是平原和谷地冬季都有的水坝，在两片绿色和黄色之中，是斑斑不融的积雪。积雪的岸边有一个小小的三角窝棚，我在窝棚的稻草上，看两岸青山。
我的前程有如雪和泥一样含混不清，我们全然不知岁月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朋友们终将一一散去，以真实和说谎的方式，以独生子女的名义或病退的名义。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理由，我的二十岁强壮如牛，没有性别的牛；你是十九岁，有兄弟姐妹，大家没有重复的理由回城里的家，何况，以你的单纯的心地，又岂会接受什么不真实的理由呢？
一九七四年，朋友们接连走了，我送走了我的队友，她在远去的车上挥泪而去，我没有眼泪，我那时没有眼泪，因为我不是一个伤心的性格。我转身走到你的小队，我去看你，于我这像是一种责任。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人吗？因为你比我小吗？因为你和我一样独自留在乡下了吗？因为我们共同的爱吗－－我们爱的歌和诗篇、小说和朋友。
但是那个人，他已然另有所爱，我们深知他是如何地爱着与他的年龄和经历更接近的那个姑娘。我们深知这一切。但你小心翼翼地爱着他，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各自爱着我们身边的或远方的朋友，而他们各自爱着他们自己的友人。我们如此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在那些坎坷的情感之路上，那条路原来就叫如花的少女时代。
我总是诧异，我的诧异一直到今天，我不明白，那些能够接近你的男孩子，他们怎么能不被你吸引。一直到今天，我在我的想象里把你描绘出来依然好不容易。
我记得那些年我要去看你，要穿上我想是那时自以为感觉最好的衣服。其实那时我们没什么好衣服，也许有一件在阳光下会显得发蓝的的确良衬衣，那时是城里刚兴起来的面料。此外是白底黑边的北京布鞋，那是我们共同的品味。还会有一个仿军用包的书包，书包里会有那些写满了锦句的本子，上面抄了书本上的打动人的段落，抄了一些歌的谱和词。我给你带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也许，会带上一些远处的朋友的信？
我记得你收工回来，从那些乡下女人的行列里走出来，你的笑是我预料中的笑。你的笑是从心里溢出的笑，然而从心里溢出的笑又是什么样子呢？我没有文字可以形容。而我在你的笑面前，总有不能久视的感觉，有如阳光耀眼。到今天你不能知道我心里有深深的自卑，但你不知道这又是一件好事。
你不知道的还有你自己有多么美，你知道十九岁的你有多么美吗？我们在青春发育的年代从来不知饱满的胸部是美的，我们为自己胸部的隆起深感羞耻，那暴露了我们的性别。我们理想的状态是束胸如一个小伙子一样，胸部挺而平整，如男人的胸肌。当我看见你了，我忽然发现十九岁的少女多么好看，因为你没有那样束胸。你把你的性别和美丽暴露了。你像一个新婚的村妇一样胸部隆起，你的白衬衣下麦浪起伏。我记忆的你穿着雪白的衬衣，我不明白同样干活，你的衬衣何以如此干净。
我们在打谷场边的小屋里点着灶火，我忘了是我生火你做饭还是相反。反正我们谁也不会闲着。我看你干活总有一种不对的感觉，你和这斑驳泥墙不对，和这裂缝的灶台、粗细不一的柴枝不对，和细小飘忽的煤油灯不对，和这巨大的水缸水桶不对，和这个稻场边孤立的小屋不对。但你说下雨了不怕，他会来帮你的。
你小心翼翼地说到他，你回避了所有自己的感情，你的每一句话又牵系了他。我听得小心翼翼。我像捧着一件珍贵而易碎的水晶制品一样小心翼翼。我知道他是好的，爱慕从不需要理由，如果连爱慕也没有，乡下的日子岂不是要让人发疯。
真的有了爱慕什么都有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喜欢的歌里、书本里，都有潇洒和高雅的男人，都有满怀爱慕和柔情的少女，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雨果和罗曼罗兰。我们在煤油灯下读那些诗句：我记起了那美妙的一瞬：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有如纯洁的美底精灵。
你的发辫那么黑，那么松松地编结在一起。到已经知道所有生命中堪称外表的美都要一一消逝的中年，头发之于女人的美已经是一个理念。但从小小年纪我们就知道品味头发的美，这是无师自通的品味。而你的十九岁，黑而浓密的发，微微卷起的环绕你的脸。在你所有的表情里，在我能把你从所有年轻时代的女友区别出来的表情里，你可知道什么是你特有的表情吗？
那时，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不出，到了我的中年，学会了许多文字去描写和分析之后，我才明白，你是那个年代里表情的一个例外，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这些急欲遗忘自己的性别的女子里，都没有这种表情，我们看人目光是直线，满脸的坦荡一览无余。唯有你，你是垂头一笑，那是无从遮掩的羞涩，是你不想让人看见的羞涩。
我还能记得的是你的那件蓝色小花的绸衣，母亲在缝纫机下给你做了一件长袖和一件无领无袖的短衣。那绸衣的质地和色泽仿佛是天生为你配置的。夜里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合盖一床被单，你穿着这件我们把它叫做圆领衫的衣服，小小的白花散若星辰，开满蓝色的草地。你的头发披下来，在枕边，有时扫着我的眼睛。我们久久地说话，说了些什么我能记起的不多，无非是数着已经离开了的和还在这里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父母的处境。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被解放吧，赶快被定成人民的一员吧。但你黯然神伤，事实是你的父亲已经定案了，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这可怎么办呢？
我们在黑暗里说尽我们想念的人，亲人和朋友，说尽我们没有被这些阴影笼罩的童年的琐事。在我们的头顶上，房间一点点的亮起来，高高的屋檩，那些横着和竖着的木头，一点点地显出形状。有时有萤火虫飞进来，然后有蛙声打破我们之间的静默。有一次我说着我想象中的爱情，转过头来看见你都睡着了；你睡着了，那么宁静。你不知道我看着你，你不知道我看着你的那一刻心里有一点歉疚，因为我说了那么多，没注意你都累了。还有我看着你觉得那么幸运，因为大家都走了，一个接一个的回城，而这个机会给了我，使我们成了最近的朋友。
最近的，我不敢说是最亲近的，你从来没说过我们是最亲近的，一直到若干年后，我在煤矿收到你的信。你那时在县城里，我们好久都没写信了，在我们各自分别以后。你一开始就写到：亲爱的朋友。
我那时看你的信，压根都没想过你是会如此热情的。我只是想这是因为你在恋爱中了，你的心里一定满是爱情，所以就这样让我分享。我是因为你爱着的人，而进入了你那个时候的习惯用语吧？但现在想来，我又不那么肯定了。我没有那么自卑之后，我想到，在那些年里，我又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们是如此亲密的朋友，在我们的少女时代，在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以后，我们又为什么不是亲密的朋友。
写到这里，我无法把后面的事情一一说清，那些被动荡和变迁搅乱了的人生头绪。
一九七四年是我们分手的日子，我参加了那时区里的招生，作为知青代表，我想帮你，但没有起任何作用。我们在那一年分手，我去大学，你到了离队里只有几十公里的县城。
我们匆匆分手，那时你和别的知青合了组，你又当了组长。组里乱烘烘的。
我们从此分手，我们总要分手的，再好的朋友，除非是相爱的男女，我们总得分手，独自面对各自人生的重大问题。
然后，该怎么说好呢？
那个嫁给黄河边摆渡者的女知青，现在已经是做外祖母的人了，人们说当初是他救了你吗？
人们要找到足够的理由才能解释一个城市姑娘怎么会嫁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