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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卢-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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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纲要”象对科学的赞美诗一样,颂扬科学是可以使社会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建立起来的。可是卢梭却已观察到社会是建筑在不等的基础上,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而服务,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上面的。卢梭这篇论文的真正新奇之点,并不在于把善良的天性和腐化的社会对立起来。在卢梭以前,许多学者已经作过这样的对比,野蛮人是善良的这种论点在十八世纪是极其流行的。
  但卢梭是第一个人以激昂的声调,指出了这一些人的豪华的另一面就是那一些人的贫困。这个论点,在这第一篇论文里还是很含蓄的,但在随着而来的笔战中就越来越变得明确了,特别是在答波兰国王的信中更显得清楚。卢梭的批判不只是反对封建社会,而是反对建筑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一切社会。
  从此以后,卢梭就找到了他自己的道路。他同哲学家们并没有断绝关系,因为使他和哲学家们对立起来的冲突还处于潜伏状态。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绪言里,格里姆在他的“文艺通讯”里,对卢梭这第一篇论文,都有善意的批评。卢梭也参加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提供了关于音乐的那些条目。1755年,他又把他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也供给了“百科全书”。他在这篇论文里更发挥了他的论点,并从伦理的观点转变到政治的观点。他同狄德罗依然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狄德罗是卢梭最亲密的友人。狄德罗和他一样,都是小资产者,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过着流浪文人的生活。
  这时卢梭越来越和各沙龙疏远了,开始了他的“精神改造”,决定象一个小手工业者一样地独立生活。因此,这位著名的作者便自食其力,以抄写乐谱(每页代价十个苏)为生。他树立了严肃而漂泊的生活榜样。就是这种可敬的个人生活榜样,使他赢得了小资产阶级的人心;后来象伟大的雅各宾党人马?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物,就是受了他这种生活和他的著作的影响。
  1752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卜者”上演了;随后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喜剧:“纳尔西斯”,这一剧本的序文,明确肯定了他第一篇论文里的思想。他拒绝了国王为奖赏“乡村卜者”的成功演出而颁发给他的一笔年金。
  1755年,他又参加了一次第戎科学院所举办的征文。“论不平等的起源”就是这次应征的论文。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我们在下面将加以分析。写完论文后,他曾到日内瓦去旅行,在日内瓦他又改信了喀尔文教。
  由于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卢梭到艾比奈夫人在她舍夫来特别墅的花园里,为他准备的一所园亭式的小房子里去居住,那小房子的名字叫作退隐庐。从那个时候起,他和百科全书派的争论开始激烈起来。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一般都把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决裂说成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认为卢梭的多疑、敏感和自寻烦恼的怪癖,狄德罗的疏忽,格里姆的阴险都是造成决裂的原因。这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很可能反而掩盖了存在于双方思想意识本身中的更深的原因。但是批评家的职责正在于抛开一切流言,一直追溯到冲突的根源。因为这本来是阶级的冲突。百科全书派中的前进派(狄德罗,霍尔巴赫)同中间派(伏尔泰)一样,都是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的,而卢梭则代表民主大众的利益。民主大众虽更富有革命性,却没有积极的经济纲领,所以只好逃避在乌托邦内。
  1758年,卢梭和艾比奈夫人决裂以后,便定居于蒙莫朗西,住在蒙·路易的一座小房子里。这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时期。他首先发表了“致达兰贝尔论演剧的信”。这封信终于使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完全决裂了。在信中,卢梭并没有反对一般的艺术,也并没有不加分辨地反对各种类型的戏剧。卢梭曾一再表明:他深信在一种不再是基于社会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下,艺术在道德方面是会起良好作用的。艺术应该有它伦理的和政治的内容。卢梭之所以反对古典戏剧,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贵族艺术。他这种看法虽然不正确,但为了给人民艺术开辟道路,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必要的。“致达兰贝尔的信”的末段提出了关于人民和公民的节日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大革命时期被采用了。由大卫下令规定的重大的革命节日,在卢梭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得出理论根据的。
  1761年利1762年,卢梭先后发表了三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哀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这三部著作都具有教育意义。在此以前,卢梭只揭露了在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他的同时代的人所以堕落的原因。现在他则指给他同时代的人一个新人的形象。“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原则。那种社会里的人可以说都是由道德激励着的公民,换句话说,都是一些爱国者。
  “新哀洛伊丝”一书,针对着贵族的腐化堕落,提出了一种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道德;针对着色情和荒淫,提出了一种更健康的情感生活。
  但是并不只此,处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卢梭,认为要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必须改造个人,所以他在“爱弥尔”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合乎自然法的教育计划。
  三部著作相互关联,好象都属于一个整个的伟大的计划。
  但是卢梭思想的固有矛盾,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固有矛盾,在这三部著作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只须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就可以把那些矛盾揭示出来。不过在这一简短的评述中,我们只想指出这三部著作每一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政治法的论著,内容非常抽象,读起来也比较枯燥,但这是一部宣布人民主权原则的、最深刻最成熟的著作。为了确保自己的自由,每个公民把自己置于代表公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主权支配之下,公共意志所体现的就是人民的意志。卢梭并把主权者,换句话说,就是把公共意志,和负责执行法律的政府区别开来。这里就出现了难题,因为卢梭停留在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没有考虑到消灭私有制的问题。社会上既然有富人和穷人,那么如何防止富人攫取政权,强奸公共意志呢?这是资产阶级思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卢梭只好用一些空想来摆脱这些难题。他赞赏财产的平等,赞赏能以阻止工商业发展的那些取缔奢侈的法律。他预感到这些方法是无济于事的,结果他只有求助于建立一种国教,来巩固国家的组织。
  对于雅各宾革命党人,没有比这本书影响再大的了。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本革命道德,国民精神,总而言之,爱国主义的手册。再没有比卢梭的思想与世界主义更相径庭的了。正是在“社会契约论”里,人们可以最明显地看出,在1789年前,爱国主义和共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方面,根据卢梭的主张,既然所有公民已经把他们的一切权利都交与了最高权力者,则为了保障自由,最高权力者应当具有无限的权力。这种主张给雅各宾党人提供了实行革命恐怖的理论根据。
  最后,“社会契约论”里的国民宗教论,曾启发罗伯斯庇尔树立了对最高主宰的信仰。
  论儿童教育的专著“爱弥尔”,曾起过进步的作用,特别是人们如果把卢梭的思想和当时在学校里实施的那种教育加以比较的话,它的进步意义就更为明显。那些学校大部分都在耶稣会教士们手里,直到1762年他们被驱逐时为止。卢梭依照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榜样,要求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人的全面发展。卢梭主张实行实物教育,尽可能地用对事物的直接观察来代替书本知识,在这种教育中,科学应当起主要作用,理论应当与实践相结合。爱弥尔所以学习一种手艺,是因为“我们已面临危机而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任何社会地位都难免要发生动摇。这种见童教育是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应该发展儿童的个性,尊重自然给予儿童的善良的禀赋,使他远离一切成见,远离一切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传统;总之,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能够独立判断的人。这在大革命的前夕是很重要的。
  但是也许就是在“爱弥尔”一书中,卢梭思想上的矛盾和他的喜好空想的性格,表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卢梭对于儿童教育在培养新人方面应有的作用的看法是乌托邦式的。因为由谁来培养新人呢?为使儿童教育具有一种革命意义,首先应该教育那些教育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唯心主义,他们以为思想支配世界,因而认为要改造社会,必须改造个人。
  另一方面,卢梭所想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自然人呢?还是“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民呢?
  “从造物者手中出来时,一切都是好的,到了人的手里,一切都变质了”,这是“爱弥尔”一书开头的两句话。但是以后卢梭很快又肯定:“优良的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的本性的那种制度”。在这里,我们认为卢梭是徘徊于两者之间的,即:徘徊于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之间,前者在雅各宾党人的英勇的乌托邦主义中曾找到过最出色的表现,后者,则是为了发展以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我们可以说,在这里卢梭深刻地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基本倾向,这些矛盾的倾向是卢梭所不能超越的,因为要超越这些矛盾,只有近代的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实际上,应当成为公民的爱弥尔,是与一切社会生活完全隔绝,在孤独中成长起来,至少在他十五岁以前是那样的。
  这种反社会的倾向,后来竟被反动思想家所利用。现在资产阶级仍然特别注意使儿童在不知社会生活的情形下来受教育。另一方面,卢梭为了想使爱弥尔不受一切成见的影响,竟不让他知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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