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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
周恩来和张闻天的讲话都承认遵义会议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左倾路线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受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风，毛泽东才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张国焘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毫无疑问是处于低潮。他后来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的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
“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决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但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在１９３７年３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指出这是张国焘向少数民族偏僻地区退却逃跑的指导思想，是把四方面军引向失败的错误路线。但是张国焘叛逃之后，在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沙窝决议和张国焘的观点又重新作了评价：“估计苏维埃运动是退却，今天来看过去形势、当时形势的确是敌人迫使我退却，不过形势是转移。实质上也可说是地区的退却，退到新的阵地来创造新的苏区，组织新的力量来支持革命，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当然不是说全局都是退却，因为全局也不是普遍发展着进攻。假如认为是全局低落及退却，那就会取消自己的存在。这不符合现实，也不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
第二部分第６章：沙窝会议前后（4）
在张国焘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们又有差异，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凯丰、博古等人把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进攻，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高红军的士气，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是很实际的，他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在决议和两次发言中，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毛泽东在会后修改决议草案时，曾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这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几十年后，刘伯承元帅回忆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中央领导人都明白：张国焘之所以反复纠缠政治路线问题，是要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特别是他目前处于人多枪多的优势地位，使中央更为担心。虽然双方在决议中都高唱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但隔阂和矛盾却越来越深，成为两大山头的对立。当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时，一场权力分配的较量就无法回避了。
主持会议的人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
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中央政治局补选二人：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毛泽东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张国焘态度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以便提拔工农干部和学习领导工作。”
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他的要求，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张国焘不好再闹，中央对方案又作了调整，陈昌浩和周纯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又提议：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周恩来同志负责（因为周将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四方面军不变，红军仍然分成两个方面军。对红军指挥机关又作了若干调整，经大家一致通过，红军指挥机构和负责人的情况如下：
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朱 德
副主席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
总司令 朱 德
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
总参谋长 刘伯承
总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
副主任 杨尚昆 周纯全
红军前敌总指挥部
总指挥 徐向前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李 特
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兼）
副主任 傅 钟
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
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朱 瑞
副主任 罗荣桓
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委员 陈昌浩
参谋长 倪志亮
副参谋长 王宏坤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副主任 傅 钟 曾传六
张国焘终于摊牌了。他要求将四方面军中九名干部提拔为政治局委员，当时连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员，两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按张国焘的意志办，四方面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