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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五十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扩大蒙古游击队等等。
德国人李德看了决议，以日尔曼人的思维来考虑中国的问题，认为这是拿着红军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７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和绥远，要红军死守陕北。
毛泽东看了李德的信，嗤之以鼻。看来这位洋顾问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组织东征的真正用意。红军目前最需要什么，毛比谁都清楚。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毛已经说明了：１．要反对冒险主义，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２．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要又打又走。这就是说红军到山西不是为了去和国民党、日本人拼命，而是为了发展自己。所谓“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李德当然不会明白。于是，毛泽东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的标题，传给政治局委员，并要在后方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
不仅是李德，中央内部有人也对东征的前途表示疑虑。彭德怀回忆：“１９３６年，大约是１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２月２０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童小鹏随中央直属队到了石楼县的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地点并不甚大，只二百余人家，街上也不过只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发财佬当然不消说，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场得很。甚至个别同志一进屋便说：‘这一定是土豪’”。
“进门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两个钱的人家，摆布得很阔气。窗上是镶着玻璃的，门是和洋房内的差不多，外层门也镶满着玻璃，还有门帘窗帘，进去更是琳琅满目，大镜小镜在四面摆着：里面的台子、凳子、厨子，连炕墙上也漆得油光光的可以照见人。梳妆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壶茶杯、酒瓶酒盅，齐备得很，甚至有些房内有西式火炉的。北方的好处，至今才开始尝着。”
王平带着红１０团在洪洞县东南的苏堡镇打土豪和筹款。一天，有个老长工报告，某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不少东西。红军找到暗窖，打开一看，光皮袄就１００多件，还有不少古董字画。有一个铜盆，用手在盆边摩擦就会飞起水花，据说价值十几万元。但是这些文物字画都不如现大洋对红军更有用处。仅在苏堡镇一地，红军就筹款上万元。
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等阎锡山明白过来，才让蒋介石军队进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挥晋军从北边压过来。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期内红军扩充８０００余人，筹款５０多万元（一说３０多万）。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了。
第三部分第１１章：张国焘另立中央（1）
陈伯钧等人的厄运——反中央的阿坝会议——朱德、刘伯承反对分裂——胡底遇害——朱德顾大局避免冲突——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央”——刘伯承烧掉密码——张国焘率部南下
１９３５年９月５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９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１２０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
９月７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们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青小伙，有人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他在日记中写道：“听这班同志谈一、四方面军纠纷，深为愤慨。他们的过火态度暴露无遗，我心中十分难过。……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他“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最后，他要求张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扶革命。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亦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办法。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９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９月１３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
９月１４日是陈伯钧终身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９军的东西。陈将９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说不许陈带走一点东西，只许只身一人走。一阵乱抢，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气得浑身发抖。“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得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陈伯钧到总部，向张国焘强烈地反映这些问题。张国焘假意要黄超去追回东西。过了好几天，才给他一匹没鞍的瘦骡子，望远镜就算没影了。陈伯钧被免了职，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３０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３０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