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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６． 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７． 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８． 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９． 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１０． 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１１． 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作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１２月１８日
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口气傲慢的电报，感到中共党内的分歧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但是张国焘掌握着大多数红军，没有他的合作，革命力量就太弱了。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他们相信朱德和党中央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朱德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估计到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尚不能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要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调解矛盾，教育、帮助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可以暂时变通一下，做些让步。这样，林育英就开始了一项共产国际没有授权的新使命。
１２月２２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在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当年李德只是一个苏军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因组织被破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发号施令地瞎指挥起来。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造成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１２月３０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１月６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然后他重提通南巴、两河口、沙窝会议争论的问题，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电报，１月１３日由张闻天复电张国焘，重申：“我们之间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的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3）
１月１６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１月２３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处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这是朱德单独给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他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反映了红军中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兴，２４日，张闻天复电朱德：
朱德同志：
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张闻天
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
国焘、朱德同志：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