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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令·元旦》和《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写的都是行军所见，一样地感觉愉快。
毛泽东似乎有意要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这种情绪，流播于军营，在1930年２月间把这两首词抄给了陈毅，还同朱德一起探讨过。
两首词在红军里传开后，有的人还抄写在自己的本子上。《如梦令·元旦》就是谢觉哉1956年在一篇题为《关于红军的几首词和歌》的文章中首先披露，发表在《中学生》杂志上面。
红军开始进入全盛时期。1930年6月，以朱德为军团长、毛泽东为政委的红一军团在福建汀州成立，下辖四个军，近万名官兵。两个月后，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在湖南浏阳成立，下辖林彪和彭德怀率领的两个军团，近4万名官兵。
赣西南苏区连成了一片，扩展到几十个县境。
中国革命，开始走出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的低谷。
发展的形势，让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脑子热了起来，以为革命的高潮果真来临了！
他们从上海发出指示，要红一军团打南昌，红三军团打长沙，然后同贺龙的红二军团和徐向前的红四军团一起去围攻武汉。
第二部分狂飙图（3）
他们豪迈地把这个战略叫作“饮马长江，会师武汉”！
不是诗人的革命家们，却迷惑在了诗意的畅想之中。
毛泽东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去打南昌。
1930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他和朱德率领一军团从福建汀州出发了。
骄阳之下，毛泽东策马而行。闷热的天气，炽热的胸怀，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
但眼前是红军前行的壮举，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不管结果如何，毕竟让人振奋，让人激动。
作为统帅和诗人，毛泽东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
正是在从汀州到南昌的途中，他不禁吟咏起来——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这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写的还是进军，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和前两首小令不同的是，诗人把中央关于湘、鄂、赣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其意象，其比喻，其气势，更有了一种震撼力。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何等的奇情壮志！
人而有志和立志，是为常事。难的是一生有志，并遵志而行，永志不衰；难的是一旦立志，便志不可摧，矢志不移。
毛泽东一生拥有着奇情壮志，并在奇情壮志的策励下，一路前行。
学生时代，他要“指点江山”！
大革命时，他问“谁主沉浮”？
创建苏区，他“征腐恶”、缚鲲鹏！
漫漫长征，他缚苍龙、裁昆仑！
解放战争，他“过大江”、“追穷寇”！
胜利以后呢？他“送瘟神”、“换新天”、“驱虎豹”、“争朝夕”……
回到《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鲲鹏”，这神话中的大鱼大鸟，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毛泽东却一反常例，用它比喻敌酋顽凶，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也只有惩腐恶的“天兵”，才有如此气势。
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反第一次“围剿”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一个就是“偏师借重”的黄公略。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开辟了湘赣根据地，所以说是“赣水那边红一角”，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一年后，黄公略在行军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突兀起意的两句，化自杜甫的“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但于慷慨激昂之中，仍见悲怆。
对攻南昌打长沙的“诗意”构想，毛泽东或许有难言的隐忧情愫。这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
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国际歌》，伴随这特殊的歌声，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弥漫四周，仿佛昭示人们，这将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诗人的心情突然从“席卷”、“直捣”的豪迈，转向了沉郁、悲怆一路。
卓越的革命家，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止的想象和激情。
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导引他们踏着荆棘困难地奋进。
然而，打仗毕竟比不得作诗。
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烧了别人，也会毁了自己。这种现象在历史中不乏其例。
奉命“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红一军团，在7月30日那天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守敌果然太强，明显打不下来。
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然后便撤走了部队。
第三部分战场看人生（1）
生活的目标应该有比生活更美好的东西。
战争的目的也应该有比战争更深刻的东西。
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人们很难看到或参透生命的意义。
如果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人们很难感受到战争背后的美丽。
毛泽东看到了，感受到了。
他以革命家的见识，勾连起正义战争的理想。
他以诗人的眼光，描绘出战场景致的美丽。
他还以哲学家的头脑，在自己的诗词里对战场人生作了独到的思考。
古希腊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说过： 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
作为诗人，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诗人。作为哲学家，毛泽东是一位诗人哲学家。
他常常在诗词里写下自己的哲学，传达自己的思考。
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
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
毛泽东的沉浮，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 “如果你不能把彼此间的不同之处明白地表达出来，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呢？”
毛泽东从来喜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他敢做敢为，不是一个遇事模棱两可的温和的人。
1929年6月间，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部的龙岩，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天，对毛泽东来说，肯定是痛苦的。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难成大气，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李自成们的做法，应该加强前委的领导作用，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其他同志则觉得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
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
但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他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
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在老乡家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化名“杨先生”，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
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
这年9月27日，上海《申报》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毛泽东在龙岩病故。”10月21日，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称“毛泽东在上月（即9月）暴死”。
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看到这些消息，信以为真，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讣告》，沉痛宣布—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讣告》还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一个不凡的人物，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
民国元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
“神烈峰头墓草青，湖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柳先生特意在诗末注明：“两列宁，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
柳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也在写诗，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
1929年10月10日，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合溪。一路上，秋高气爽，山峦竞秀，黄菊遍野，溪流潺潺。傍晚时分，来到上杭，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
第二天，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赏菊，插茱萸，放风筝。
第三部分战场看人生（2）
这时的毛泽东，也是格外地轻松，时常凭楼远眺这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
江岸码头旁的千年古榕，使人想起人世的沧桑。
缓缓逝去的汀江水流，则让人想起岁月的飘逝。
临江楼庭院内盛开的簇簇黄菊，更唤起复杂的人生感慨。
触景生情的毛泽东，禁不住回首往事—
从领导秋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