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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心理准备的毛泽东，从来不把人生的道路想象成一马平川。
旭日总是在诱惑晨曦，星星总是在诱惑黎明，山谷总是在诱惑春风。
对坚韧忠诚、奋斗不息的毛泽东来说，中国革命事业对他的诱惑，是那样地强烈，那样地不可遏止。
就像大海诱惑江河，就像蓝天诱惑雄鹰，就像原野诱惑骏马。
于是，便有了战地黄花的人生观，有了雨后斜阳的审美观，有了一种革命家的新的战争哲学和战争美学。
第三部分悲壮的一跃（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曾这样评价先后担任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的丘吉尔：“内阁中任何只需要进行纯粹思想活动的角色，都将使丘吉尔变得无能为力，除非他任首相。”
丘吉尔的能量和驱动力，使他在处于附属位置时，会使一些上级和同事疏远他。
中央苏区时的毛泽东，似乎也有相似的尴尬处境。
1934年五六月间，中华苏维埃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时，博古让他转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想到苏联养病”。
不料王明听后，似乎也不愿毛泽东来莫斯科，他说：“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于是回电国内：“苏区离不开毛泽东。”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和打击者，也不能不承认他能力非凡。
中央苏区离不开“能抓得大事”的毛泽东。
但中央最高决策者却并没有让他去抓大事。
当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失去发言权的时候，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打得越来越苦。
1934年4月，广昌失守，苏区的南大门陡然洞开在了敌人面前。
红色政权的命运危在旦夕。
这时的毛泽东，正在瑞金南面的会昌县文武坝养病，同时兼做一些巡视工作。广昌之败，毛泽东无可奈何。此前他曾接连三次向中央献退敌之策，但遭遇却像辛弃疾说的那样：“却将万字平虏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1944年，美国记者斯坦因采访毛泽东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处于少数方面而自己的想法不能实现的时候？”
毛泽东回答说：“我曾经是在少数方面，在这个时候，我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等待。”
1934年夏天的毛泽东，便是在等待。
等待的方式，就是去登山。
会昌东连福建，南接广东。县城西北有一处高峰叫岚山岭。1934年7月23日这天清晨，毛泽东踏着朝露登上了这座高峰，俯瞰被曙色笼罩的会昌城景。
往东极目远眺，起伏绵延的群山，似乎一直连接着福建那边的东海。向南挥手指看，应该是草木葱茏的南粤风光。
一派让人感慨万分的大好河山，就这样涌进了毛泽东那精骛八极、视通万里的胸怀—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这首《清平乐·会昌》，既是对人生进取精神的高扬感慨，也是对革命根据地的热情赞歌。
赋闲等待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消泯同中央决策层在识见上的歧异，但他乐观地承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与之融合，进而主动地向可能世界追寻和挺进。
这里没有悲患，却很坚实； 没有悲壮，却也执著； 没有痛苦，或干脆无暇顾及痛苦。
诗人关注的是人生和革命事业的塑造。
最能体现人生观的，大概要算对时空问题的思考了。
于是，我们在《清平乐·会昌》里读到了诗人不断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和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
正是“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这种突破时间束缚的态度，才赢得了青春不老的人生风采—“踏遍青山人未老”。
有了超越时间、催人奋进的人生观，世界才显得如此的多彩而美丽。在诗人的感觉中，才有眼前“独好”的风景，以及“更加郁郁葱葱”的未来。
但若干年后，毛泽东依然说，写这首词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是，读者在词里依然不大能感受到“郁闷”的气氛。
他“郁闷”在何处呢？
郁闷在“独好”的“独”字？
有人解释说，“风景这边独好”，是指毛泽东在会昌期间利用他在红军中的影响，指导红22师打了一些胜仗。
第三部分悲壮的一跃（2）
郁闷在“莫道君行早”的“君”字？
“君”指何人，诸家有不同理解。20世纪60年代因为要翻译成外文，袁水拍、叶君健等人便去问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这个“君”是指作者自己，而不是别人。
作为早行人的“君”，大概心里是孤独寂寞的吧。
“郁闷”还在于那字面背后没有言传的形势。
就在毛泽东在会昌登山那天，中央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命令湘赣根据地的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这无疑是为中央红军的撤退远行作探路准备。
几天之后，中央电令毛泽东赶回瑞金。
这时，中央机关已经搬到瑞金西面的云石山。
山顶有一座古庙，大门两侧镌刻有一副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云深不老春。”
毛泽东被安排在左厢房住了下来。闲时便坐在一棵大樟树下的青石凳上读书。
寺院的右厢房住的是张闻天。张闻天原本同博古的关系很密切。可渐渐地，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同博古他们发生分歧，便被排除在了决策层之外，眼下也是多半赋闲。
危险的时局成为了他们的共同话题。在交谈中，毛泽东知道了更多的中央决策内情，张闻天则更多地了解到毛泽东的想法，并且表示赞同。
一批批伤员从前线抬回来。敌人已经打到了家门口。
与此同时，一个关系毛泽东命运的计划开始实施了。
以博古、李德为首的中央最高决策层，在决定撤出中央苏区的时候，开始打算让毛泽东留在苏区。后来不知怎么，想到毛泽东毕竟还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主席，在红军中又有威望，还是带他一道走吧。
这一念之变，决定了毛泽东的命运。且不说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中，瞿秋白、何叔衡牺牲了，活下来的著名人物也就只项英、陈毅、谭震林。把毛泽东留在苏区，即使生存下来，也至多是偏居江南的领导人。
这一念之变，也多少促进了中央红军的命运转变。没有毛泽东的长征，是否有遵义会议的及时转折，是否有四渡赤水的用兵奇迹？是否有同红四方面军的合而又分，分而又合？
历史确实不能假设，但又不能不让人惊心动魄地深思。
1934年10月18日傍晚，患病的毛泽东被人抬在担架上，渡过了被深红似血的夕阳涂抹的于都河。
他告别了一个存在三年的红色国家，踏上了凶险难测的长征途程。
当他回头深情地望着被渐临的夜幕掩盖的山影，只感慨地说了一句：“从现在起，我们就离开苏区了。”
伴着战马的嘶鸣，萧瑟的秋风送来身后依依不舍的苏区人民的歌声—
“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
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
西去的红军将走向哪里呢？
那一路，即使没有亲历的人，也可以想象是多么地壮烈。
才走了一个多月，到12月1日渡过湘江时，近10万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了。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损失过半。
漂流在江面上的尸体似乎在发出某种悲壮的控诉。
一江鲜血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
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航船，驶进了最为狭窄的航道。
它等待着人们去跨越。
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翻开了最为沉重的一页。
它等待着人们去重新书写。
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
中央决策层的根基摇晃起来。
担架上的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开始讨论并提出： 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只在担架上讨论。最终的政治舞台在中央会议上。
面对接连失败的巨大压力，面对红军官兵的强烈呼吁，中央允许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重返中央决策层的会议。
1935年1月9日，毛泽东来到了贵州遵义城。据说那天他是骑着一匹大白马进城的。
第三部分悲壮的一跃（3）
随后举行的遵义会议清算了“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
复出的毛泽东，开始真正地抓起大事，写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得意的一笔。
这一笔，写在流经云、贵、川三省汇入长江的赤水河畔。
刚刚开过遵义会议的3万红军渡赤水北上，被蒋介石调集的大军阻挡。毛泽东避实就虚，先南下后东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一下子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随后，为调开挡路的滇军孙渡，红军又三渡赤水，做出北渡长江态势。蒋介石急忙调主力追击，红军却虚晃一枪，从川南折回贵州，四渡赤水，军锋直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使他不得不急调滇军前来救驾。
宋代抗金名将岳飞，曾说自己打仗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认为这句话“是聪明的指挥员出的产品”。
他的体会是：这个“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