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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痛者自哀，哭泣者自哭。昆仑山不相信眼泪。
我们的诗人却不能无动于衷—
坦荡而真朴的昆仑山，你涵盖着广袤的天地，你容纳着漫长的时间。你沐浴过无数的阴晴雨雪，你经历过遥远的沧海桑田。
粗犷而细腻的昆仑山，你造化出冬秋春夏，你飘忽着美妙疑团。你孕育了多少彩色生命，你又荡涤了多少动物生灵。
第四部分和大地谈心（3）
可敬而又可恨的昆仑山，你的冰雪是维系中华大地、滋养中华民族的命脉，你的冰雪却又是为人民带来灾难的祸根。
千秋功罪，该怎样来评说你呢？
与其评说历史，不如改造历史。
诗人最奇特的想象出现了—
他要按人类的意志和历史的需要把昆仑山剪裁开来！
靠什么来裁剪昆仑呢？
楚国辞赋家宋玉在《大言赋》中，写了这样一种长剑：“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
在创建新中国，让世界真的变了模样以后，毛泽东阅读了宋玉的这篇赋，还把描写长剑的这几句话书写了下来。
宋玉笔下奇大奇长的宝剑，被毛泽东化用在他的诗中。他想象着要倚天抽出的，正是这种比昆仑山还高还长的宝剑。也只有它，才能把既冰封宇宙，又消溶宇宙的浑莽昆仑砍下来，分给世界各国，从而改变寒热不均的纷乱现象，使人类寒暑相同，共冷共热，在民族平等中进入“大同世界”。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意志和追求，一个民族的理想和期待。
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在这首词里获得了超出中国革命本身的世界和平的意义。毛泽东的诗词创作，第一次出现了国际性的主题。也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诗人走向纵论世界的诗坛。
长征，伴随着群山合奏的音韵，仍然在连绵起伏地延续着。
对依旧跋涉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来说，眼前最迫切要应付的是死心塌地要“剿灭”他们的国内反动派。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这个敌人犹如硕大凶恶的“苍龙”。
如果说《七律·长征》是一部关于长征的史诗，那么，随后写的《昆仑》和《六盘山》，仿佛就是在两侧为这部史诗作出永恒证言的山脉。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跨越甘肃和宁夏交界的六盘山。这是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翻过这座山，就可以进入长征的目的地—陕北了。
可以想象，毛泽东伫立在六盘山山顶那一刻，有着多么复杂而强烈的感受。此时酝酿的《清平乐·六盘山》，或许就是一个鲜明的见证—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在长征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为什么要回头去“望断南飞雁”？
也许，他在怀念那些倒在途中的烈士。
也许，他还牵挂着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同志和战友。
也许，他期待着依然在长征途中奋力前行的另外两支红军主力—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
也许，他是在回顾这一年中跋涉过的山山水水。
也许，他只是掰着指头计算着行军的里程。
不管是哪种假设，“望断”二字都透露着太厚太重的情意。
把往南追望的目光收回来，眼前却是一派令人振奋的情景。
猎猎红旗在西风中漫卷飞舞。一种胸有成竹的胜利豪情油然而生。仿佛已经有万丈长缨在手，捆住那凶恶的敌人，只是个时间问题。
在《清平乐·六盘山》中被称为“苍龙”的敌人是谁呢？
毛泽东后来专门批注说：“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
在毛泽东的诗词中，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大概是最早被谱成歌曲传唱的作品。1942年８月１日，新四军办的《淮海报》刊登了一首《长征谣》，歌词是：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著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六盘山的主峰在宁夏固原县。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受宁夏有关部门委托，请毛泽东亲笔书写这首词，毛泽东欣然同意，写完后还在诗末特意注明： “1961年9月应宁夏同志嘱书。”派人把手迹送给董必武时又附信说：“必武同志： 遵嘱写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
第四部分和大地谈心（4）
写了还可以再写，自然是为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如此热心，还因为没有这些山脉河流，就没有诗人毛泽东。
革命和自然交融重合的“万水千山”，不仅孕育了诗人毛泽东，也孕育了军事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毛泽东。
读毛泽东这个人，诵这个人的诗，如果抛开了或忽略了山水，多少像丢失了走进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在红军的脚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何止是两万五千次的对话？正是在对话中，大地被激活了，有了灵性，因而也有了诗意。两万五千里的山山水水，在毛泽东笔下，也就被开掘成为永恒的见证—关于中国革命道路和未来的永恒见证。
当然，它们也是毛泽东的生命纪实，是毛泽东的事业的纽带。
走下六盘山，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 “从江西算起，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下面就要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就是我们的家了。”
到家了，长征结束了。
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应该给世人留下点什么。
毛泽东以如此的语言来阐发长征的意义—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为了将来的这个收获，毛泽东决定把这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写在文字上，编印成书。他专门向参加长征的官兵发出征稿信，要求他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编辑出版一本《红军长征记》。
这本书编好后，毛泽东曾对编辑们说，“最好由我来执笔写一篇总记。”
然而，这篇“总记”终究没有写出来。
也许，在他的生活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也许，在他的心目中，长征是没有终点的。
也许，在他的感觉中，永远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革命家的斗志、战士的信念，不能不永远保持冲刺状态，不能不永远经受着各种各样的沉重而艰险的考验。
大事业总会有大悲大患，大人物总要经历大风大浪。
走过昨天，也就走进了历史，但见道路雄伟，没有遗憾惆怅。
因为身后的脚印，化作了同大地对话的记录，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
第四部分天骄风流（1）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故居，陈列着一张写有毛泽东名字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
这是1949年进城后，按中央首长可以佩枪的规定发给毛泽东的。持枪证“注意”栏中写明：“本区门卫，检验放行。机密证件，随身携带，如有遗失，绝不补发。”
实际上，有关部门并没有给毛泽东配枪，持枪证上的枪证、枪号和子弹这些栏里都是空白。
这是一张有名无实的持枪证。
投身革命后，毛泽东原本就没有想到去摸枪杆子。
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初期，30岁的毛泽东曾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35岁的蒋介石则担任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著名的黄埔军校校长。
仿佛是历史的有意安排，让两个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一个去抓笔杆子，一个去抓枪杆子。
但抓枪杆子的蒋介石不久就背叛了革命。
残酷而沉痛的现实，使抓笔杆子的毛泽东不得不抓起了枪杆子。
他成了举世公认的红军统帅和军事家，并且真的像他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揭示的那样，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然而，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却不单是靠枪杆子来打碎一个旧世界的。
也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毛泽东的双手似乎天生地不喜欢摸枪，而喜欢握笔。
作为军事家，毛泽东真正像军人那样挎枪，只有一次。
那是1928年5月，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的庆祝大会上，兼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的毛泽东，挎起了一把匣子枪，显得很兴奋。他开玩笑地对朱德说： “背着盒子枪，师长见军长。”但会师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枪交给了警卫员，从此，再也没有见他身上带过枪了。
在长征途中，贺子珍为毛泽东特制了一个可以装笔墨纸砚的多层口袋，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大家族。”
毛泽东一生都不像一名军人，他不会神气十足地阔步行走，也不注重仪表和通常军事意义上的军纪。如果他带的不是枪而是一本书，看起来可能会更加协调。
的确，无论是二十多岁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还是三十多岁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先生，毛泽东都督促人们习武练身，但他自己却从来不喜好摆弄兵器，只是酷好读书。这一习惯，一直保持到晚年。
曾与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有过交往的美国前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