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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2月，毛泽东又乘坐“长江号”军舰，从南京到武汉，一路考察长江水情，萌生出把三峡“壶口”扎起来，修建既防洪又发电的引水工程的设想。
1954年夏天，就在毛泽东畅游北戴河海面的时候，南方的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沿岸三万多人葬身鱼腹。这一洪灾，加速了论证三峡工程的决策。
与此同时，在武汉，一座横跨长江南北的大桥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建设了。
毛泽东1956年5月31日这次来武汉，目的之一就是向有关专家了解工程的设计和经费预算。
为长江而来，自然要到中流击水。
6月1日，他下水了。
6月3日，他下水了。
6月4日，他又下水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长江里畅游。
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张耀祠，曾回忆这次在武汉游泳的情景：“堤岸上聚集着一群观看江中游泳的人们，他们不清楚江中有毛主席在游泳，指指点点，七嘴八舌地议论。有的说：‘今天天气这么冷，风这么大，居然还有人游泳！’有的讲：‘是掉了什么东西，你看还有三条船，肯定是在打捞什么宝贝！’也有人说：‘可能是在训练出国比赛吧！’还有人讲： ‘他们在游泳锻炼，可能是为了准备打仗。’”
人群的围观和猜测，更使毛泽东游兴勃勃。
他游的哪里是一江激流，分明是一片任人驰骋的自由天地。
苏东坡坐船游长江，禁不住低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第五部分击水新唱（3）
孔夫子面对滔滔东去的河水，禁不住感慨：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古代诗人和哲人的感觉中，不分白天黑夜，总是匆忙奔流的永恒江河，似乎把人生衬托得格外短暂。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长江，似乎注定要见证改天换地的伟大时代。
30年前，毛泽东曾伫立长江边上的黄鹤楼，所见是“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满目苍凉和“龟蛇锁大江”的沉郁。因为他那时的心情是苍凉的。
如今，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的桥墩，有如宏图一般耸立在水面。在江中挥臂击水，于风吹浪打之中，毛泽东悠然地从桥墩旁边划过。
他一面游进，一面仰望。
还是楚地的天空，还是江城的风物，却这般辽阔，任人舒展。
虽风浪迭起，他依然从容，掩抑不住一贯的自信和潇洒。
在自信和潇洒中，毛泽东的目光飞越眼前，沿江而上，由东往西，到达巫山云雨的三峡一带。
那是几代人都梦想过要修建大坝的地方。
192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溘然长逝。宋庆龄要求在孙先生的汉白玉卧像前刻上他泼墨写就的《建国方略》。在这部呕心沥血之作中，有孙先生在地图上勾勒的青藏铁路设计图，有他设想的三峡水电工程。
但是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的一腔热情只能化为飘渺的云、失落的梦。
宏图在胸的毛泽东和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充满信心地要驾驭那飘渺的云，去实现那丢失的梦。让高耸的巨型水坝—“西江石壁”，去截断巫山的云、巴山的雨。
毛泽东的目光进而穿越现实，投向了神话世界。
那个无所不能，从天荒地老起就在巫峡峰顶上矗立的“神女”，大概还在那里吧。面对即将出现的三峡新貌，她是不是惊讶万分，感叹世界变了模样呢？
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她一定会的。
因为中国大地的建设热潮，本来就是一支“惊神曲”！
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诗词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浪淘沙·北戴河》中说的“换了人间”。
在《水调歌头·游泳》中，“换了人间”有了更具体的内容—
眼前是正在修建的长江大桥，未来是“截断巫山云雨”的三峡大坝。
毛泽东很看重《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这两首吟咏改天换地之作。他很少把刚刚写就的作品主动示人，可这两首却不同。1956年12月4 日，毛泽东把它们寄给了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第二天，他又把《水调歌头·游泳》寄给老同学、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录陈审正”。
诗人很乐意把自己击水新唱的热切心迹告诉世人。
到中流击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水调歌头·游泳》一年后，毛泽东想从重庆乘船东下，经过他魂牵梦萦的三峡。
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地貌，是否适合修建大坝。
他要亲自看看这里的江流，是否适合击水畅游。
1957年7月7日那天，他给中央发了一封惊人的电报：“我拟于7月24日到重庆，25日乘船东下，看三峡。如果三峡间确能下水，则下水过三峡，或只有三峡间有把握之一个峡。”“请中央考虑批准。”
经过调查试水，中央政治局理所当然地没有同意他的这个要求。
毛泽东只好乘船过三峡。
挺拔雄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险流急的西陵峡。
卓异的牛肝马肺峡，奇峻的兵书宝剑峡，云雨巫山的十二峰，蜿蜒了千百年的古栈道……
还有屈原行吟的小路，昭君浣衣的河滩，孔明系舟的古渡，刘备托孤的宫墟，苏轼得句的江渚，陆游盘桓的洞窟……
毛泽东感受着祖先的分量，自然的分量，文化的分量，历史的分量。
船过神女峰，他对身边的人脱口念了几句宋玉的《神女赋》后说：“其实，谁也没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给了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他自己。
第五部分击水新唱（4）
船出三峡，到达江陵。凭舷远眺之际，他又想起了李白的名篇，禁不住改诵一首：“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
身边的人打趣道：主席把李白的诗发展到社会主义了。
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诗情，自有别样的景致。
毛泽东说： “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却不能那样浪漫。
毛泽东不只是浪漫的诗人，还是一个以务实的精神改造社会和自然的政治家。
他的诗，拉开了三峡工程的序幕。
但1958年3月，他却批示说：“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以后，才能作出决定。”
他的诗，促进了三峡大工程的前期工程—葛洲坝的建设。
但1970年12月26日，当葛洲坝工程方案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又提笔批示：“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是啊，写诗和建设毕竟是两回事情。
但神往未来，在实践中追求理想的精神，却如孔夫子和苏东坡都感慨过的江河大水一样，是永恒的。
40年后，三峡工程上马了。千百年沉寂的土地焕发了生机。
如今，围堰合龙了。大江截流了。大坝耸立起来了。高峡平湖也蓄水了、发电了。
少了奇险幽深之美的三峡，新添了浩渺阔远之美。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半个世纪前，有一位诗人，为你的诞生，曾经热情讴歌，曾经魂牵梦萦，曾经中流击水……
渐露真容的“西江石壁”，你知道吗？这个叫毛泽东的诗人，因为生前没有看到你的真容，曾遗憾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工程修成以后，不要忘了在祭文中提到我呀！”
三峡理解悲欢的诉求。
三峡凝聚新唱的旋律。
三峡相信历史的辛酸。
三峡承载江山的分量。
第六部分闲适情（1）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1年到1975年的24年中，除了两年因病不能外出，毛泽东每年都要走出北京视察。
在一些年份里，他甚至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住在远离京城的地方。
他常说： 在北京待久了，脑子里就是空的，一出北京去，里面就有东西了。
走出北京的毛泽东，曾这样安排他的行程—
1959年10月23日，乘专列离开北京，1960年3月26日回到北京，在外5个月零3天。
这期间，除在杭州读书、办公近两个月外，还跑了8个省、市，停车开会、谈话59次，视察工厂、公社和部队7次，接见外宾5次。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专列上面。
1960年4月28日，回到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的专列又启动外出了。
新中国许多重大决策，毛泽东是在外地而非京城酝酿和作出的。他分别在天津、上海、广州、杭州、庐山、武汉、郑州、成都、南宁等地，主持召开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规模大一点的中央工作会议，乃至中央全会。
这大概是一种与他的性格有关的执政风格。
毛泽东最喜欢去的是南方。
在南方，他又最喜欢被他称作“第二故乡”的浙江。
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住杭州是1953年12月底，最后一次离开杭州是1975年4月中旬。
在这里，他住过40多次，加起来有800多个日日夜夜。
1955年4月初，他第二次来杭州的时候，正是暮春三月、群莺乱飞、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湖光潋滟、山色空的杭州，更具独特的风姿。这次来杭州，他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