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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 “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2）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便不知所措，大喊：“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小雀的逃避处，不过是虚幻的仙山琼阁。
鲲鹏的理想，却是借助风云来改造世界。
小雀成了患得患失、中途退却的指喻。
鲲鹏成了坚信马列、继续奋斗的象征。
决心继续奋斗的毛泽东，在创作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之前，回了一趟井冈山。
1965年5月22日那天，一到黄洋界，汽车刚刚停下来，他便快步走向山顶，观看良久，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 “这就是黄洋界！”随后让人去察看一下，当年修的工事掩体是否还在。
如今，这里已经是莺歌燕舞，当年的战斗遗迹，依然被精心地保存，昭示着已经成为历史的那段岁月仍被人们所珍视。
有时候，一种心物碰撞的契机，会突然把人的经验一层层剥开，人生隐秘的大门也就一重重开启，让你走进去，再走进去，从时间的深海中打捞起那份泛黄的记忆。
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记忆似乎已把他经历的一切综合起来，甚至覆盖起来。
在保存下来的一段电影资料中，有这样一个镜头： 72岁的毛泽东甩掉跟随的人群，大步走向峰峦崖边，神色凝重地伫立眺望—
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