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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从前的往事，已经没有了硝烟血腥，没有了刀光剑影，没有了强势对手，只剩下一望无际的鲜花和田野，一望无际的江山和阳光，一望无际的欢呼和拥戴，还有心灵世界一望无际的比较和缅怀。
这里是他求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转折地。
这里是培养他的军事天才的最初摇篮。
这里也是他作为别具一格的马背诗人的难忘起点。
这里的山峦，不仅燃烧过他的诗情，还燃烧过他寻求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火种。
这次回井冈山，离毛泽东1927年引兵井冈，开创中国革命第一块农村根据地，整整38年了。
黄洋界上的堑壕已逐渐被历史的风尘淹没，那春雷一样的炮声和殊死搏斗的喊杀声融进了群山。只有当事人才可以体会，战斗是多么惨烈，革命是何等艰难。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在想什么呢？
是在寻找昨日的硝烟，是在回味马背生涯的感觉，还是在构想新的战略征程？
大不了再重新回到井冈山打游击—他晚年常常说的这句话，或许透露着当时的一些心声。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这时在构想他的新作，一首题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的词—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3）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追忆流逝的风烟，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成为诗。
诗人当时还以“念奴娇”词牌写了一首《井冈山》，构思和语境同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大体相似，或许是先写的“念奴娇”，觉得不太满意，便换成“水调歌头”重写。如果加上当年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写的《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一生以“井冈山”为题写了三首词。
井冈山，成为毛泽东惟一一个三次倾注诗情的地方。
在诗人重上井冈山的感受中，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建设，38年的历史步伐，留下的除了“莺歌燕舞”的如画江山以外，更重要的是沉淀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豪情，激发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意志。
这些豪情壮志，既是历史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是创造未来的动力和信心。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红旗，是改变世界的动力和象征，也是诗人特别酷爱的意象。
从“旗号镰刀斧头”到“山下旌旗在望”；从“红旗跃过汀江”到“风展红旗如画”；从“风卷红旗过大关”到“不周山下红旗乱”；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壁上红旗飘落照”；从“红旗卷起农奴戟”到“妙香山上战旗研”……
旗帜飘过巍巍井冈，茫茫乌蒙，绵绵六盘，浩浩中国……
一曲曲艰难困苦与诗意盎然的“红旗颂”，注入了诗人缔造红旗、护卫红旗的生死之情。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让人们隐约看到了一座精神之桥，一座从昨天到今天进而开辟未来的思想之桥。
毛泽东的诗兴和诗思，就这样走进了一条主题鲜明的通道：他决心按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去揭示命运，去掌握未来。
一年后，他作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错误的决策。
美国传记作家特里尔称： 毛泽东具有使人惊讶的能力，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或许是他晚年对自己的制度所作的打击。
一生都深谙政权无比重要的革命领袖，为了掌握未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年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10年后，不惜以73岁的高龄，毅然发动群众通过全面夺权，去“改造”历半生坎坷亲手缔造并一直倍加珍视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先后到了杭州和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4）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