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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走到80年代，就在美国还为越战噩梦所困扰的时候，世界已悄悄地萌生了信息革命。计算机技术和卫星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军事领域发生了一场对民族国家具有生死存亡意义而对历史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美国科学和战略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这场信息革命对国家安全的巨大意义：1982年，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防部国防情报局局长丹尼尔·奥·格雷厄姆领导的专家小组向里根政府提交《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论文，强调美国应充分利用信息高科技优势率先开发利用宇宙空间，通过空间竞争确立美国的军事优势。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意识到原子弹对战争的意义一样，里根政府迅速采纳了格雷厄姆的建议，依据“高边疆”战略思想，正式向世界宣布了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对于该计划，从表层分析，它想通过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建立一个拦截敌国导弹的防御系统，从而使核打击对美国失去威慑作用；从深层分析，它预示着自飞机和潜艇技术引起的对低层空间和浅层海域军事争夺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场新的战争形式即信息高科技战争形式，将首先借助太空外层空间——在太空军事开发到一定程度后，将转向深层海域在未来战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海湾战争，连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可以说是一场克劳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量。克劳塞维茨是18世纪生活在普鲁士，对近代欧洲战争理论最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家之一。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的军队。通过武力在适当的地点和时间决战是达到目的的基本手段。在决战的诸形式中，由几个战斗形成的一个大规模会战的战斗成果最大。在会战中，主力会战是战争的重心。但在20世纪末，战争模式却发生了与克氏理论截然不同的变化。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与传统的“诺曼底”式也可称作“克劳塞维茨式”的大规模地面部队率先决战的战法不同，由于有了信息监控技术，美国及其盟国对伊拉克和南斯拉夫都是从海空远距离导弹大规模“切割式”打击开始：美国先摧毁敌国“大脑”即信息中心和“造血功能”即生产能力，其次是“神经传递”功能即通信交通能力，再次是扫除一切可疑的目标。在这些任务完成，在敌国失去了除作战人员的体力之外的战斗力之后，攻击国才开始——并且是在对敌方坦克具有大杀伤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配合下——地面军事切入的。
美国利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在科索沃兵不血刃却大获全胜的军事战绩，使我们看到，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航空母舰又使这种三位一体的立体战争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和综合作战能力。21世纪人类将面临的是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以争夺低层空间和浅层海域为此大国争夺将进一步从外层空间转向深层海域为核心内容的军事革命。在未来的战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飞机和战舰群间的大规模混战将被在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所代替。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建立在卫星监控技术之上的海上远距离导弹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技术，是现代作战能力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未来战场上，谁掌握了外层空间继而是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我们必须迅速将目前以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我们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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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政治安全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泰铢实行自由浮动，泰铢兑美元汇率急剧下降，股市动荡，引起亚洲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很多研究者都从经济角度对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笔者则想就这次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安全，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安全将产生的后果提出分析和判断，以使我们的决策更具前瞻性。
1。历史及其经验
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崛起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政治不可避免要经历阶段性阵痛的过程。因此，解决和化解由此带来的国家风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规定了这些国家发展的限度。
亚洲这次规模较大的金融危机，是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通过市场化道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般现象。它是资本中心国家和它的外围国家贸易交换中必然产生的经济矛盾的反映。
这个现象最初发生于英国和法国之间。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巩固了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新的即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把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以此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由此扩大而来的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最先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种建立在生产和消费矛盾基础上的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资本中心和它的外围先后不同地遭受阶段性的破坏。
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和最初的中心。由于地缘接近，最先品尝来自英国资本冲击的是法国。
中世纪的法国更多地是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欧的过境贸易中产生的大量商业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由根植国内生产的工业资本的增加繁荣起来的。游离于生产之外的商业资本（有时马克思称之为货币资本）较早和大量的出现使法国庄园经济较早解体和农民较早地与土地分离。与英国正好相反，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工业生产非常脆弱，因而不足以吸收大量脱离土地的农民并像英国圈地运动所表现的那样迫使他们转化为工人，而是转化为流民（这与中国战国或清朝太平天国前的农民破产后的情形在某些方面极相似）。这些流民拥挤在城市，成了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经法国通往北欧的地中海商路因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而中断后，法国便出现萧条。此时英国正处在上升时期。法国的政治家想模仿英国，希望能通过开放和自由贸易使法国振兴。他们的想法是：若给英国的工业品以优惠政策（进口税减20％），并以此促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就能迅速繁荣。为此，法英于1786年签订了《伊甸条约》。结果却出乎法国人预料，法国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总值大大低于英国工业品的总值。经过短期较量，法国工业所获甚微并濒于破产。当法国人想取消这个条约以迅速制止民族工业的衰退，但为时晚矣！三年过后即1789年，法国便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即人们常说的“法国大革命”。法国拿破仑时代是当时相对虚弱的法国对强大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及亚当·斯密（1723—1790）自由贸易理论的挑战。拿破仑看出了法国政治危机的深层原因所在，他用暴力封锁英国工业品进入欧洲大陆，同时他又用暴力摧毁欧洲大陆的封建割据，变庄园农奴为自由农民，以利剑为脆弱的法国工业强行打开欧洲市场。法国工业生产力在1815—1827年间增长了一倍。尽管拿破仑本人失败了，但他使法国由英国资本的外围地区一跃成为继英国之后欧洲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又一资本重心（今天的许多资本主义大国都曾是受英国资本中心剥削的外围国家，他们又都是在与资本中心对抗并取得胜利后才进入国际资本中心的）。1825—1826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中心英国与它的外围市场的矛盾所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对英国商品大规模地开放，因此进行疯狂投机，盲目扩大生产。结果事与愿违：欧洲经历了长期战争，购买力非常有限；美国在1812年对英战争的胜利，以及新独立的美国对英国产品实行高额关税，导致英国工业生产过剩，大批工厂倒闭，失业工人增加，经济萧条，社会矛盾剧增。1836—1837年英国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终于酿成震动欧洲的“宪章运动”。这个运动在1841—1842年间达到高潮。1848年欧洲又发生大革命，这大大限制了英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内外交织的矛盾迫使英国加速了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和185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1849年英国吞并印度旁遮普，为英国商品在东方开辟了新的和更为广阔的市场。这一方面使英国国内矛盾缓和下来（此后英国工人阶级开始出现贵族化趋势）；另一方面，外来资本对东方自然经济的冲击，造成东方社会巨大的政治动荡，这种动荡一直持续到2